中国茶道的典型：明中叶以后的茶人集团及其饮茶生活

在明代中期以后，还有一种很值得一提的养生活动，是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广泛兴起的饮茶生活及茶人集团的活动。

饮茶生活是唐、宋以来，文人生活文化的一个抉择方式。它是有异于嗜酒狂放生活态度，而以淡泊宁静生活为取向的另一种生活模式。历元以迄于明，至中叶的七朝（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1430— 1572），一百多年间，成为茶人集团的一种别具时代格的生活文化现象。

饮茶生活，是明代中叶江南五府地区，尤其是苏州府文人集团的时代风尚与特色。始生于集团成员间少数人的一种生活嗜好追求，而这种生活形态则渐被视为风雅可取的象征意义。而文人集团之间彼此观摩与影响，于是好事者也随之走茶运水，而鼓动一代风气。

文人集团皆向往性灵生活，因为性灵是文人创作的源泉，也是不得志于现世，或退守隐居的安身立命药方之一。而饮茶生活一旦进入文人集团性灵世界，彼此之间的交互融会，对提升生活文化，具有正面的效应。而文人集团中，有一部分特别钟意于茶泉的文人，则以茶人姿态面世。时人也渐以走茶运水的茶人集团视之。

茶人集团是指文人中对茶品有相同嗜好而又具有集体共识者而言。茶人集团内部成员，依其性情，志向有别，大抵上可区分为：隐逸茶人与寄怀茶人两个类型。至于意不在茶，而以集团酬游为核心生活者，则不在此列。

讲求闲适、真趣、清赏的生活态度，是茶人集团意识的一种精神追求方式。在传统文人的文化生活中，饮茶是透过茶品的谦德、幽趣的内涵，来达到超升性灵层次的高品味生活模式。

传统文人在专制时代，不论是在朝或居野，都有共通的时代苦闷与际遇不顺。而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外有国家存亡的危机，内有安身立命的困扰。文人处此境遇，各有其调适的方式，或与世不争，或恬退放闲。此类狷行的文人，即与狂者恣意酒乡不同，而以茶为性灵之寄托，藉以寓志罢了。

饮茶与隐居

明代江南五府地区，经济一向富厚领先，中叶景泰以还，文人居家园庭但求其适，不以崇奢相尚。《松江府志》说：那时士大夫如周北野父子、曹定庵兄弟、蒋给事性中、夏方伯寅、许佥宪璘，致仕（退休）家居，无异诸生（当时的大学生）。时张庄简公，官至大司马，敝庐数椽，田不百亩。这仅是就松江一府而言，实际上也反应出江南五府的情形。

随着承平日久，物力渐舒，由人文荟萃的苏州府，掀起一股风雅致闲适相尚的流习，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而关键性的人物，则是以沈周等为首的文人集团。东南好古博雅之士，称沈先生。沈氏三代皆隐居不仕，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书鼎彝充溢。才兼三绝，嗜好品茗，风流文采，照映一时。其次有华尚古，是常州府无锡望族，有尚古楼，以收藏著称，苏州文人集团的儒雅闲适，与邻近常州文人集团的好古富厚，两股势力结合往返，遂逐渐孕育出成、弘时代居家园庭的饮茶性灵生活文化特色。中明苏州文人集团，以沈周等居家园庭的生活文化模式为典范，成为一

时文人集团竞相模仿的风尚。如“僦松轩”主人朱存理，于距家仅一水之隔的东郭主人百年二松下避暑。常携书一束，琴一张，酒一壶，竹林石鼎，僦

二松之下而居之，日读所携书。朱氏于诸老调落后，吴宽、沈周继起，“复追逐其间”。本是酒士，后受王濬之等隐逸茶人的影响，遂嗜茶，由茶中过客而成为寄怀茶人。

有部分嗜茶人士，特钟爱于茗，以茶为性命，以茶为养志，作为终身嗜好者。据明代蔡翔《林屋集》载：

南濠陈朝爵氏，性嗜茗，日以为事。“不为千金之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茶友，就孤居深扃，名香净几，以茗自陶。事茗之本，就是在得其趣而已。苏州文人集团中，已经有不少人士，以茶人自居，如王履约、王履吉兄弟，王浚之与吴嗣业等人，皆以善茗事著称于时。一向被传统忽视为小道末技一环的茶饮，已经在江南五府，尤其是苏州一府，引起文人集团的重视与反应。这种有时代风格的生活文化，它背后所标志的意义有三：一、商品经济的繁荣，二、生活文化的精致，三、安身立命的追寻。尤以后二者，为文人集团的共识。

茶人集团，一般而言，对于居家园庭的布局，意在营造出一种出尘超凡的格局，花木扶疏、明窗净几，固然为不可欠缺的要项之一，而嗜茶的茶人，多刻意与留心与茶寮的规划，如陆树声的《茶寮记》、程季白的《白苧草堂记》中所叙述的。茗无茶寮的专设，多半於书斋、书屋中摆置茶具，以备品茶之时的需求，如费元禄的晃彩馆、周履靖的梅墟书屋，皆於斋室中备置茶炉、茶器。知己友朋来访，或萧然独处一室，汲泉烹茶，也最合适茶人的身份。

茶人对品茶的流程，抱持一种敬慎的态度。李日华认为：茶以芳洌洗神，非读书谈道，不宜用。晚明松江文人集团的陈继儒，对居家园庭品茶的见解颇有深刻的体会。如庭前幽花时发，读书既倦，每啜茗对之。香色撩人，吟思忽起，遂歌一古诗，以适清兴。又如：把住房建在松竹之间，闲云封户。徒倚青林之下，花瓣沾衣，芳草盈谐。茶烟几缕，春光满眼，黄鸟一声。此时可以诗，可以画。李氏在此强调茶品不宜太随便，陈氏则突显居家品茗幽趣。晚明社会的文人集团，目睹国事日非，一部分则褪脱文人身份，而以茶人自居。这是表明在日常生活中要突破常轨，找寻安身立命之计，而选择淡而有味的茶品，必定有其时代的意义蕴涵其内。

茶味苦而后甘，淡而清远，颇契合佛道两家思想。而居家园庭的择地布局，以不隘、不旷、不喧、不阻为首要条件，不外乎求得日常生活起居的安适。而僻地以居的本意，原在寻求心灵的安顿与灵静。所谓独坐丹房，潇然无事，烹茶一壶，烧香一柱，看达摩面壁图，垂釁少顿，不觉心静神清。就是茶人在纷扰的外在时局中，企求内心宁谧世界的共同心志。

饮茶与文物鉴赏

社会经济日趋安定富裕，器物玩赏成为名流富贾、文人闲士的珍藏、鉴赏与保值的搜集品物。而器物玩赏，最足以呈显社会的好尚时潮与动向，同时也是文人取得社会地位，以及展现个人才华、财富的藉助物之一。江南地区以及各地文人集团中，不乏以收藏器物显名于当代的例子。而这些知名收藏家，其中性嗜茶饮者，尤其值得注意。他们与富商时流，相互激荡出时代的风尚，而影响及于晚明时期。

在当时著名的收藏与鉴赏家中，有：黄琳、胡汝嘉多书画，罗凤藏法书、名画、金石、遗刻至数千种，何淳之的文王鼎、子父鼎最为名器。金润，正统戊午举人，书画清逸；王徽，天顺庚辰进士；严宾，所畜古法书名画颇多，

有藤床枣几，最称奇品，往来顾东桥、文衡山诸公之门。胡汝嘉，嘉靖乙丑进士。顾源，家有日涉园，甲于都城。少负俊才，高自位置，非胜流名僧，不与梯接。工诗翰绘事，书法怀琳，画山水师小米。年四十断荤酒，独处一室，禅榻净瓶，萧然壁观，宛然一老烂头陀。姚淛，工词翰，兼写梅枝，辟园秦淮之东，名日市隐，颇饶林麓之胜，召邀一时名士。司马泰，嘉靖癸未进士。姚汝循，嘉靖丙辰进士，罢归与词人韵士，为弹筝邀笛之游，老于秦淮之上。其中名流，除何淳之为无锡人之外，皆为南京当地文人集团，又多为明代中期人物，同时也都是嗜茶人士，这些器物玩赏名家，与饮茶性灵生活之间，有极为密切之关系。

再如“真赏斋”主人华夏，也有图史之癖。文征明雅同所好，岁辄过之。宴谈之余，焚香设茗，手发所藏，玉轴锦幖，烂然溢目。华夏所藏书法之珍，皆魏、晋、唐贤剧迹，宋、元以下不论；图画、器物，则为其次。无锡华家皆出南齐华宝之后，世界高赀，诸华之盛，为江南一大望族，又皆雅嗜珍藏，而走茶运水，茶友往来，则为其寄怀的余事。时人说：贵家子弟，往往致饰精舍，炉香、瓶卉、珍玩种种罗列于前，而一本书也未曾手阅，却告诉人说：此我读书处也。语意虽在反讽时人的浮华不实，实际正好反应当时雅好珍玩的社会风气。而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助于饮茶性灵生活文比的提升，对于一个具有时代格的风尚而言，正是商品经济繁荣景象的写照，本不必以道德价值观作为唯一的判断。

董其昌在书画题跋中曾提到“晴窗啜新茗重题”。书法题跋，本质上即是赏鉴之意，而在啜茗流程中重提，则是器物赏玩与茶事合一的佐证。陈继儒提出评赏古人书法名画五宜，其中之一为春茶初肥之时，可以焚香评赏。董、陈二氏皆为松江文人集团领袖之一，又是寄怀茶人与隐逸茶人的典范人物。正说明器物赏玩与焚香品茗之间，有互通合一的文化现象。

李日华在《春门徐隐君传》中，也提到二者结合为一，提升饮茶性灵生活的例子说徐氏：绝意进取，日繙庄老，哦陶杜诗自适，产不及中人。洁一室，炉薰茗碗。萧然山泽之癯也。性嗜法书名画，评赏临摹，日无虚晷。徐氏隐君子，则是隐逸茶人中饮茶性灵生活的典型人物。晚明文人集团绝意进取功名者，有一部人士则投身器物赏玩，日以品茗焚香消融为事，被目为清流的人物，后逐渐由文人集团中分衍而出。

晚明江南五府，商品经济发达，器物赏玩号称大家，前有嘉兴项玩汴，后有松江董其昌、陈继儒等，其他名家好事者不胜枚举。又因饮茶风气日盛，壶器尚紫砂，名家壶制，价至数金。名壶、名茶流进豪富赏鉴家、文人集团成员居家生活中，逐渐成为赏析品评之时的精品。

饮茶与诗文唱和

文人集团共通意识在艺文表现上最为突显，艺文在此是指才人文学而言。文人相聚，在明代一般以赋诗论文为主，琴棋书画为辅，兼及戏曲技艺。而饮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例如隐士陈宗器，结屋数楹，榜曰“万松”以寓志，因以自号。日游息其中，宾至瀹茗燃香论往事，或杂农谈。景与意会时，于诗发之，若懵然无预人世也。陈隐士接客瀹茗燃香，赋诗自适，是明代茶人退世寓志的一般性情行为。而“落魄公子”吴嗣业（奕），是阁臣吴宽季弟元晖之子，其人性情尤为奇特示凡。他是明代不仕而市隐的典范人物之一，所谓的隐逸茶人。时人称为“茶香先生”。名震苏州地区文人、僧家之间，乐为布衣以终，萧然东庄之上，日以赋诗啜茶为事。

明代中叶以还，这种在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饮茶赋诗酬唱的生活对于生活文化的提升与普及，具有正面的时代意义。一方面社会生活走向多元化，一方面政治控制逐渐松动。于是，文人集团的集社活动趋于活络，文人生活文化中诸如饮茶性灵生活，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生活，当时也是一种超凡不俗的生活形态。

明代士庶分际甚严，布衣博学能诗，既有缙绅、官僚愿意降身酬游。生活文化等各层面，皆在遽变之中。而文人的文会社集，对饮茶性灵生活文化，往往也在此诗文聚会间开展。如祝允明为苏州文人集团中解茶名士，与当代著名隐逸茶人吴大本、王濬之，寄怀茶人沈周、史明古、文征明、唐寅等交厚。他们“事贤友士”的诗文社集，即常以饮茗焚香作为一种前序的雅致气氛，而后论文谈辩，消日永夜，乐此不疲。

归有光与友人沈贞甫，时时过从，沈氏世居安亭，“以文学往来无虚日”。所至扫地焚香，图书充几。归氏在安亭，无事每过其精庐，啜茗论文，或至竟日。啜茗论文赋诗，或焚香读书习静，在明代中叶的文人集团间，是一种日常性灵生活文化的普遍性寄怀行为。

明代社会，不论是文人或茶人集团，诗文的酬酢往来，本质上就是文人取得社会地位、集团认同的必备条件，同时也是树立个人声望位阶的才华展现。所谓茶人集团的精英分子，除具备传统文人的格调，另披上嗜茶、擅茶的外衣而已。

当时李日华论到文人集团诗文酬酢风尚说：时人为诗之弊，率为酬与游两端。其实酬酢与交游，正是文人集团所以能成群结聚，营造声势，瞰名一顾的主因之一。

晚明社会，文人朋比派分，积习难解。谢绝酬游者，如徐乐轩，只能终隐植茗自适。不肯下人者，如姜子干，则被排摈于集团之外，尚需藉势延誉自存。不然，就须如袁中道之辈，积极酬游，攀托集团领导人物。

文人集团与方外野禅，也素来交契达趣，禅僧性近茗枕，话禅习静，甚至艺文之间，茶烟袅袅而起。其性灵生活阔然无涯，藉助自然生态的陶冶，品茗的清课，以湧动艺文创作的心扉。

饮茶与寄情山水

壮丽仕、老而归，此人情之所愿；然事有与愿相违，则偷闲言游，追随烟云以去。所谓：“身闲可以养气，心闲可以养神，身心俱闲与道合真”。文人喜游，茶人擅趣，泾渭有别。一般言游，嗜茶人士与山僧往来，汲泉瀹茗是必然经历的前序。这种藉山水潄洗性灵生活，在明代汗牛充栋的山水游记中，大致上可归纳出一些生活文化现象：就是，凡涉及饮茶的游记，作者必然是茶中人物，不论是寄怀茶人或隐逸茶人，或者是茶中过客，他们对茶泉都有一份不可言状的情怀。因此，茶事札记入文，生动、性灵而有深意。如苏州吴县名士都穆，少从吴宽诸公之门，酷嗜山水，所至辄选名胜者以游，倘徉其间，极幽遐奇诡之观。尝游华山，有泉出窦间，饮之甘洌，名涼水泉。众倦甚，道士持茗来献。游灵谷，山中桃李盛开，而幽花异卉纷错其间，午饮，方丈饮以香茗，叫做“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饐、八除。游山揽胜，有僧、道进茗，间得山中佳泉。山水之乐，茶泉幽趣，启迪文人性灵生活，其中深意，不言可喻。

明代中叶以还，禅风渐起，梵宇静室所在，遗留丰硕可观的茶诗文，如王守仁：“僧屋烟霏外，山深绝世；茶分龙井水，饭带石田砂。香网云岚杂，

窗高峰影遮；林栖无一事，终日弄丹霞”（《径山志》）。陈言：“枕水轩窗面面幽，六尘飞不上帘钩；一声清磬海门晓，数点残灯山寺秋。莴笋荐香茶可啜，蒲团作榻倦堪投；灵观阁上凭看，宦海奔驰若个休”（《金山志》）。徐问：“胜处楼台喜再登，竹边又见旧时僧；禅门妙法性心解，石鼎新茶水火蒸。多病山林甘阗寂，生平冠盖厌飞腾；元城素得西来力，试问高贤此亦僧”（《武进天宁寺志》）。薛应旗：“十年闹市逐人登，今日相看白塔僧；石鼎香消红火活，竹炉茶沸翠云蒸。雨花满座蒲团静，过羽飞空钖杖腾；可笑黄粱炊未熟，不知尘梦醒未曾”（同上）。

这些诗作，出之于当代名家之手，说明文人山水揽胜之余，茶兴匪浅。同时也将文人与僧家的往来，以及山光水色的景象勾勒出，增广文献，丰富史材。这一点可以说，明人已尽到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而且也将当代多姿多采的性灵生活文化内涵与活动记录下来。这应该说是一种高尚的，有益于身心修养的生活。

山水揽胜，能蝉脱尘俗之累，霞外清音，幽绝之景，则令人心地清凉畅舒，也是性灵生活的一端。而茶是清心之品，最宜於山林水际，因此大量的山水茶事，为茶人杂记传世。宋氏为松江茶人，自言：“凡待山水而适者，必其心先有所不适者也”，“能自适者，触影寓物，每得其真”。“余非能适者，而登山临水时，能以清恬闲旷心记之”（山行杂记》）。清恬闲旷心境，就是游心物外的别解，也是山水饮茶生涯的本心。

费元禄有晁采馆，有湖近馆，常在其中置舟饮茶。这是近家的山水揽胜，其趣浅近，意在求得性灵之适而已。其记事令人神往，“雪水烹茶，味极清冽，不受尘垢，所谓当天半落银河水也。偶忆入白水山房，得见世外佳景。是时，春雪稍霁，庭敞积素。行眠低地，山白排云。水压平桥，水流半咽。万树梅飞，幽香自媚。方啜茗破寒，消摇阁道。即未能幽冷摄心，颇觉清凉入脾，足洗胸中柴棘”（《晁采馆清课》）。“啜茗破寒”以下这一段世外佳景的记事，说明山水性灵生活与饮茶之间的圆融幽趣之意。

《茶说》著者吴从先有《赏心乐事五则》，其三：“弄风研露，轻舟飞阁。山雨来，溪云升。美人分香，高士访竹。鸟幽啼，花冷笑。钓徒带烟水相邀。老衲问偈，奚奴弄柔翰。试茗，扫落叶，趺坐，散坐，展古贵傕，调鹦鹉。乘其兴之所适，无使神情太枯”（《明人小品集》）。“赏心乐事” 四字，最足以剖析“性灵生活”的内涵；而“乘其兴之所适，无使神情太枯” 十二字，则是“性灵生活”的最确切的注脚。

居家环境的选择，本质上也是一种性灵生活的反应。如城居、郊居、乡居、山居等，由近而远，由喧而静。尤其是文人山居的抉择，主观上就是要离群索居，追寻宁静的性灵生活的一种方式。其中的设置，清贫不论，唯饮茶之设不可或缺。祁彪佳在《寓山草堂》中说：寓山之高，极於铁芝峰。草堂平分之而在其右。堂内所少者，丝竹鼎彝之类。至於貅几竹榻，茶灶酒枪，殆亦不乏。晨光夕曦，云峰霞岭，以此娱客。寓山园有四十八景，草堂为其中一景。祁氏尽金开园，自谓：“四时之景，都堪泛月迎风；三径之中，自可呼云醉雪。”可是寄怀茶人的祁氏，无福消受寓山园林，后以南都失守，年四十有四绝粒而死。隐逸茶人的费元禄、陈继儒等人，却得以悠游山林以终。所以，乱世的文人集团变换茶人身份，也是苟全性命，且得闲适清赏的一种逃世方式。

饮茶与品论茶事

中明以来，苏州地区文人集团人才辈出。史言：“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这些吴中名士，尤其是隐居不仕的沈周、史鉴、王濬之、朱存理、吴奕、陈道复、邢参等，与仕途不遂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蔡羽、汤珍、王宠等，以及去官告归的袁祑、陆师道、王谷祥、黄省曾、都穆等。他们一生或余年，大都长居苏州，固定活动往来于吴中山水窟。而且大都是嗜茶解泉人士，即所谓的寄怀茶人与隐逸茶人。他们对茶道的理论也有独到的贡献。

王宠，自号宜雅山人，与文征明、唐寅交最善，以诸生贡入太学，八举不第。诗清新绝俗，兼善绘事，书法出入晋、唐，与祝允明、文征明并称“吴中三家”。特善茶道，独藏举世名器“茶鼎”。蔡羽说：吴中善茗者，今其法皆出王子下。王子归功于鼎。吴中旧有“茶具”，出自名家卢氏之手，而“茶鼎”则是洪武间，狮林寺僧所造，与宋代蔡襄“建盛”同传于世。王氏暖茗的茶鼎，即可能是明初的传器，因此颇为宝贵自珍，非至交则吝惜烹啜。

《茶鼎记》，是茶史上一则少有学人爰引注意的史料，尤其对解开吴中饮茶生活史的传承系谱，有决定性的启钥作用。此件茗器，与惠山的“竹茶炉”、供春的“紫砂壶”，以及蔡襄的“建盏”齐名。所谓：“书斋雅供，茶具为先”。拥有名器，又解烹点法，人生“赏心乐事”的性灵生活，在茶事上最易得到印证。这也是栖心尘外的幽人，为何耽性于茗泉的深意。而吴中人士被公认为最得烹法之妙。

明代茶人一向主张：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这是最好的鉴赏者。如果佳茗而饮非其人，就象汲乳泉以灌蒿莱，实在是罪过。如果一吸而尽，不暇辨味，则是最为俗气的。这一段茶话，将茶饮的对象、煮法、品味，剖析得很明白。一方面提升茶人在生活文化中的位阶，一方面告诫凡辈俗流。此外倪谦的《茶榜》、周履靖的《茶德颂》，则也将茶人对茶的钟情体会，诠释得入木三分。

晚明文人多解茶，於天下茶品，知之皆甚详。王士性官宦在外，有游记传世。他说：虎丘，天池茶，今为海内第一。茶品固佳，然以人事胜，吾台、大盘，不在天池下，而为作手不佳，云南太华茶，四川凌云，清馥也不减。王氏认为山川清淑之气，使天下古今茶品常有异动。而茶品“以人事胜”，在於作手的优劣有别。论评茶品的见解，鞭辟入里。

闽人谢氏《论茶》中说：“茶之於人，功力最钜。无论其品色、香味为大雅所宜，即益精神消壅滞，亦服食家之所不废也。”但又引申綦毋氏的茶论，认为茶有一日之利，却有终身之害。而饮茶者为节制茶弊，以膏腴厚味为手段，是本末倒置的作法，并移此论世人为俗见所蔽而不自知。

冯时可是松江文人集团人物。宦游在外，性嗜茶。有《茶录》一卷传世，记录了雁山五珍及其品茗方法。

品茶第一要件为水品，明代有关水品的著述，较著名的有田艺蘅《煮泉小品》、徐献忠《水品全秩》等书，其他散篇札记，不可胜数，要在活水洁净而已。而唐代品第天下名水的知识，至明代成为茶人的水契泉约，甚至水符的别识，是茶人瓮汲烹点的日课。天下名泉所在之地，也成为茶人聚集之地。陈文烛说：“玉山程孟懦善书法，书茶经刻焉。王孙贞吉绘茶具，校之者余与郭次甫。结夏金山寺，饮中冷第一泉”（《二酉园续集》）。文人的茶兴好事，于此可见一斑。

明代中叶以来，茶人集团渐从文人集团中分离出来，在茶人行为、身份上，可以察觉到，他们的人生、处世观，有极为明显的特征与品味。而讲求超逸性灵的风格，使得茶人集团在当代成为生活文化的典范人物。杜茶村说： “茶有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沓冥”（《鱼计轩诗话》）。杜濬，性疏懒孤傲，不欲以簪笏名，放浪江湖，诗文走天下。出自茶人的这一段话，颇能阐明嗜茶人士，藉茶提升性灵生活的深蕴，具有湛、幽、灵、远四妙，与澡、美、改、导四用。

饮茶于传统文人的印象上，往往以末技小道视之。但是，对作为中明文人集团核心分子的茶人而言，却能从细微淡远处，光大茶事的内涵，普遍认为茶中有深趣，普遍认为茶类隐，茶亦德素。从各人的体会与创新出发，将茶事在性灵生活上的地位，重新加以确认。同时不断深化茶饮的内涵，尝试从：情、悄、灵、素、韵、奇、绮、倩等性灵内涵的不同角度上，诠释茶事在性灵生活文化上的作用与功能。

文人的性灵生活，在中明都有一种完成型的内造趋向，而这种趋向渐至鼓动时代风尚，成为文人集团普遍追求的生活文化模式。明人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潇散适志的生活文化，成为在野士人居家、揽胜、赏玩、艺文、茶赏的性灵综合寄托，而以茶饮作为贯串居间的媒介与手段。不论是闲居之趣，或是山居之乐，啜茶品泉是不可或缺的要项，同时也是性灵生活的一种象征与表态。对于茶人而言，茶与性灵之间，更是不可区隔划分的生活文化内涵。

虽然，有人批评刻意追求性灵生活的习静行为者的是非，其实人生在世，苦多乐少，只要是适性洽意的嗜好追求，本不必过度苛求责备。如饮茶性灵生活在中明的开展，或许无益于世道人心，但对人性适志的安身立命，却有莫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