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眼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先从外国学者的眼光谈起。

毋庸讳言，毛泽东的文艺主张及其见解在外国人那里评价是很不一致的。如果排除那些恶意的、诽谤的、攻讦性的看法，看一看大多数较为公正的学者的意见，那么，人们不难发见，认为毛泽东实现了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一种普遍性的见解。

1986 年美国格林伍德出版社印行了田纳西大学学者罗伯特·戈尔曼主编

的《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作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被显要地列入其中。辞典编撰者认为，毛泽东最伟大的业绩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使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⑤。编撰者没有专门论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但其命题本身无疑是包含这一层意思在内的。

20 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期、发展期和经受考验期。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实质上是民族化，即它的普遍原理与本民族、本国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固定的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变化的条件下，根据现有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观之，毛泽东文艺思想所以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又是典型中国的，并且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诸种问题放在中国特殊环境中加以展开，并结合中国特点加以具体化，因而其文艺思想的内涵和价值也就获得了世界意义与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

美国学者梅·所罗门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⑥英国学者戴维·克雷格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讲话》中关于文艺家必须无条件全心全意地深人生活的论述之后说：“西方读者往往认为这仅仅适用于处在动乱状态的落后国家。他们应该思考这一事实：最优秀的小说家——托尔斯泰们、康拉德们、劳伦斯们—

—所过的生活使他们实际接触到他们社会中各种身份的人。”⑦

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曾谈道：“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两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的解答。”⑧

此类材料还很多，别的方面暂且不论，仅从这些材料中便可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外国学者承认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相当大的范畴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本雅明曾经说过：“革命的艺术家不应当毫无批判地接受艺术生产现成的力量，而应当加以发展，使其革命化；这样，他就在艺术家与群众之间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⑨这个颇有震撼力的命题，毛泽东早在 40 年代初就圆满地解决了。

英国学者戴维·莱恩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中曾说：“毛泽东也描述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的词语论及了它的原料和创作手段。”⑩这位学者把毛泽东的理论作为艺术作品生产过程较为完整的“一种模式”——或曰理论体系——看待，显然是从整体上肯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价值。他还讲过这样的话：“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11）即是说，

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理论系统，而且具有艺术世界观和艺术方法论的功能。

1980 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译本。

译者在力该书撰写的长达 43 页的“导言”中讲道：毛泽东作为“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创作重要地位的人”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的文学论述，是高于他的西方批评者，也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有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怀有很深的偏见，他们似乎认为只有一种艺术是值得讨论的，这就是有教养阶层的文化（或更狭窄些，只有西方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也就是他们以之自居的文化。而小人物的、或无教养阶层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则是不足道的，毫无艺术趣味的。”而“毛泽东（还有鲁迅）虽然本人就是自己国家有教养的古典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却仍然重视并能够鉴赏中国文学传统的多种潮流，并注意到它们的艺术上的长处。这一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所没有见到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许多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并不曾把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包括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12）这篇“导言”的撰写者未能全面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文艺思想，总让人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但有一点是可取的，即他—

—还有其他公正的国外学者也如此——那双属于不同文化的眼睛，往往能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看出新意来。“他山有砺石，良璧愈晶莹”。人们从外国学者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评价中，是可以得到某些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