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一贯重视民族精神作用的观点，是他倡导培育延安精神的基 础

任何新的先进的民族精神形态的出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然扎根于传统的民族精神形态之中，既是对传统民族精神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又是对传统精神的一种批判和扬弃，从而超越传统精神，升华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形态。而这种进步的民族精神的萌生，总是在一个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延安精神正是毛泽东在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和 40 年代前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文明继承、扬弃、提炼、升华的结果。所以延安精神既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又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

首先，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强调了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他既肯定物质的第一性，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又十分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即“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他把这种规律概括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①。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不只要运用“武器的批判”，而且还必须掌握“批判的武器”，二者缺一不可。正如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②。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挖掘

民族精神的精华，使之上升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革命精神，作为战胜敌人的精神武器。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的培育和发扬，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他一再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指出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③他认为，中国人民普遍觉醒之日，也就是反动派灭亡之时。

第二，延安精神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总结和升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必然是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更是如此。他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灿烂文化而十分自豪地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

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④毛泽东热情赞颂了中华民族发达的文明和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有革命精神的光荣传统。从毛泽东所缔造的延安精神的各个方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上述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明挖掘、继承、提炼、改造的痕迹。

第三，毛泽东在孜孜搜寻着中国新人格。延安时期的张思德，解放战争时期的刘胡兰，建国后的雷锋都是毛泽东肯定了的中国新人格的典型。而他认为作为中国新人格的最完美的典型，当推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1937 年 10 月 19 日他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论鲁迅》的著名讲话，肯定了鲁迅先生的政治远见，以及他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⑤“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⑥“鲁迅的两句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 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⑦1937 年 10 月23 日毛泽东给陕北公学题词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⑧。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勾画出了自己所期望的中国新人格的形象，其目的就是要造就一大批使中华民族崛起的新人，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的脊梁。

第四，毛泽东对共产党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毛泽东对其有更高的要求，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⑨又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 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若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⑩ 毛泽东认为，广大党员的带头作用将对一种新的革命精神的形成起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大文化的视野努力地探索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渊蔽，深刻地总结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科学地提出了理想人格的标准， 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