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补充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提出文艺批评“标准”的是恩格斯，他先在评论歌德时说：“我们⋯⋯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后来评论《济金根》时写道：“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

毛泽东则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他还阐明了“这两者的关系”。这究竟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贡献？人们的看法颇为分歧。这里需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的涵义是什么？能否确立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毛泽东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实际阐释道：“按照政治标准，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利于”、“不利于”是就其社会效果而言的。所以他又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1957 年他提出六条政治标准时讲的仍是“有利”与否的问题。同年 3 月 10 日他还说：“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即然政治标准根本上着眼于作品的社会效果对政治有利与否，那么，不论作品有无反映政治生活，有无政治内容，有无表现政治观点政治倾向，都由于它们总会在社会中通过对人的精神的作用而对政治产生一定影响，因而也都可以用政治标准进行衡量。衡量的结果，可分为三大类：有益的；有害（不利）的；无害的。假如没有政治标准，又根据什么作这些区分呢？

否定政治标准，必然否定邓小平提出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因为它也是政治标准。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党的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可见，“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就是对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有利还是有害，对“当前最大的政治”有利还是有害，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无疑是政治标准。毛泽东在阐释政治标准时也谈到用它来判断根本的“是非”问题。只要肯定“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就必然要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

当然，这两者虽都是政治标准，但由于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所以两者的历史内涵必有区别；而这种历史内涵变化的必然性，毛泽东在提出“政治标准”时就已指明了。

由于政治标准只管根本的大是大非，不管一般的是非，所以它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最大限度的宽容性，只要不是那种“不利”或“有害”，都是容许的，因而在政治标准下不仅有许多有益的作品，而且可以有大量无害的作品存在。毛泽东既确立了政治标准，又主张“多样化”，这就可以有效地引导文艺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下多样化地发展，实现政治方向一致性和艺术发展多样化的统一。

二、毛泽东在什么前提下提出政治标准第一位、艺术标准第二位？这是否正确？毛泽东是在确认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的前提下提出的。他说：“政治并不等于艺术”，“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这些话都是在谈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时说的，可见，毛泽东是重视艺术标准的，他没有把政治标准孤立起来，更不是后来某些简单化批评所搞的“政治标准唯一”。

毛泽东认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断，而是对无数历史事实的深刻揭示。我们不必说古代的如《水浒传》等被查禁之类的事，单说我国解放前的左翼文艺所遭受的厄运。鲁迅揭露道：“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 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 至今并未宣布”。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事实正是如此。

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中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这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也不例外。邓小平的文艺批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点。他在批判《苦恋》、《太阳和人》时说：“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 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 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他还指出：“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显然，按照艺术标准，邓小平承认《太阳和人》的艺术水平较高；按照政治标准——“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他认为这部作品起了坏的政治作用；假如不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他怎么会认为“正因为”作品的“艺术水平比较高”，“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呢？这和毛泽东说的“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不正是完全一致吗？江泽民对小说《大兵营挽歌》的批判，同样是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中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的。

三、毛泽东讲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与恩格斯讲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标准”有无内在的一致性？恩格斯讲的美学观点标准相当于“艺术标准”，因为毛泽东在阐释艺术标准时也讲了作品是否“美”的问题。历史观点标准和“政治标准”虽不等同，但两者的基本涵义基本精神

有一致性和交叉性，这就是：历史观点包含政治标准，政治标准包含历史观点。

我们先看历史观点是怎样包含政治标准的。恩格斯分析歌德在作品中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时说：“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有时又相反，⋯⋯ 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这就把歌德反对法国革命、维护德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态度作了否定。这种政治性评价，正表明在历史观点中实际包含了政治标准。此其一。其二，恩格斯在评论《济金根》时分析了剧本所反映的各种政治状况， 如“农民运动”、“贵族的国民革命”能否“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运动的领导权”、“解放农民”还是“压榨农民”等，而且他对这些政治状况和作品反映得是否正确都作了评论，这也表明在历史观点中实际包含了政治标准。其三，如果说恩格斯在评论历史上的诗人，历史题材作品时“历史观点”标准中包含了政治标准，那么，他在评论当代作家和现实题材作品时就更明显地运用了政治标准，例如，他在《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一文中，认为写过不少反映工人农民贫困生活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诗歌的维尔特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他的社会主义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过一些革命诗歌，参加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脱离革命，而维尔特至死坚持革命。恩格斯对维尔特的评价以及对维尔特诗作和弗莱里格拉特诗作的比较，无不体现着政治标准。又如， 恩格斯在评论德国画家许布纳尔描写织工向厂主交亚麻布的场面的画作时说：“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这里的政治标准是显而易见的。再如，恩格斯批评卡尔·倍克在

《穷人之歌》中“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这也不是明显表现出政治标准吗？再看“政治标准”是怎样包含历史观点的。其一，毛泽东对不同历史时

期的政治标准的历史内涵作了不同的阐释：在抗日战争时期已如上述；在社会主义时期，强调政治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无疑贯穿了历史观点。其二，他明确地“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 这显然表明政治标准内含着历史观点。其三，他在阐释政治标准时还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作品要看其“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这同样表明政治标准内含着历史观点。

既然“政治标准”和“历史观点”标准具有一致性和交叉性，那我们就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肯定“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标准”，而否定“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其实，它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中具有互补性。应该承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也是有贡献的。

以上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做的主要贡献。在他的这些贡献中，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正是这些重大贡献，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阶段。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就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许多贡献，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好地指导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取得光辉成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