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提出与抗战初期的对美政策

制定什么样的对美政策，离不开对美国有什么样的认识。而对美国的认识往往与对帝国主义的总体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从坚决主张同时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到主要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从提出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到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可能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对共同的敌人，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便明确宣布，它所领导的革命目的之一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一任务的提出，既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又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统治这一国际环境。从这一任务出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开始阶段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为宣战的对象。对美国这样一个打着“自由主义的假面具”、靠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跻身于瓜分中国行列的帝国主义，毫无疑问也一直视为革命的对象之一。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时，更突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把美国则视为潜在的危险。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不仅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刺激了日美矛盾的增长。本来日本已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严重影响，对内继续实行打倒一切中间势力的策略，对外继续实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多少看到了日美矛盾的加剧，但却认为假如中国想在抵抗日本侵略时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那是荒谬的，因为“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①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甚至认为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政策越强硬，那也就意味着它们“愈益成为中国之再分割与瓜分之积极的参加者了。”②

1935 年 1 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一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得以改变其内外政策，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最重要的内部条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观察世界事务、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策略，要求各国共产党与本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反对目前正在挑起战争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不久便得到共

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的策略精神，这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时局的分析基本一致，所以很快实现了内外政策的转变。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而且确定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决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是“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③

中国共产党确立新的内外政策后很快付诸实施，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美国记者斯诺从中共与东北军签订秘密停战协定的消息中受到鼓舞，决定进入陕北共产党所在地区进行考察。对于斯诺的来访，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并在 1936 年 5 月 15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专门研究。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以及吴亮平等。会上明确中国共产党当前主要的目标是反日，从反日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需顾及到其他帝国主义及其人民之利益，并把这些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为此，中共在确立对外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方针时，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并准备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上向英美作出让步。对美国可能对中国抗战所起的作用抱有较大希望。

两个月以后，斯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与斯诺谈话。在以《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为题的谈话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表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要求和平的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进程中希望得到更多的援助，但并不依赖援助。希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毛泽东还指出，与友好国家的联合不仅限于战时，对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④。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战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各种力量有效地反抗外来侵略，战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原则。

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美国对中国抗日可能采取的态度，断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同时批评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的错误认识，希望他们放弃“孤立主义政策”⑤。毛泽东在这里首次从积极方面分析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明确将美国列入反日统一战线之内，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观察国际事务的能力上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坚持以往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根本认识，一方面从策略上注意区分帝国主义利益的不同。虽然或许对美国抗日的决心和能力估计过高，但从坚决主张同时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到强调主要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从提出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到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可能与被压迫民族面对共同的敌人，无疑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连起码的相互了解的渠道都没有。由于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和封锁，外界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是被丑化了的“共产共妻的土匪”形象。斯诺在 92 天里，遍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他返回西安后，仅在一个月里，

就在英美最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访问的报道，引起国内外的轰动。1 年后，斯诺将苏区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在中国共产党急于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外部世界宣传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时候，斯诺充当了出色的媒介，他把中国共产党人提高到一个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改革者的地位”⑥。

历史进程表明，如果没有 1935 年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就不可能

有 1936 年斯诺的西北之行，如果没有斯诺的西北之行，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关系的发展进程至少将被推迟；如果没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具有的献身精神和卓越才能对斯诺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不会有《西行漫记》的问世，以及它带来的如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震撼世界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通过国民党亲英美派向英美表示联合的愿望，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实现的。半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立即提出“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救国的协定”⑦，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反侵略国家合作。从西安事变到 1938 年国共正式建立统一战线期间，许多外国记者都试图赶上和超过斯诺的成就，至少有十几位西方记者陆续访问了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腾出时间接待了几乎每一位来访的外国记者，使他们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产生良好印象，并通过他们的笔客观地向国内外进行了报道。

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成功地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活动也先后在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外事小组的武汉和重庆开展起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利用其合法或半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及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了解英美的对华政策，收集有关国际形势的情报，使武汉和重庆先后成为战时中共国际活动的中心。

这一时期是国共合作的最佳时期，国民党放松对中共的封锁，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成功地开展了最初的对美外交活动。虽然还仅仅限于民间接触，但却使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从原来完全封闭的状态，走向相互接触和了解的阶段。了解是认识的起步，认识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实际状况出发，有了联合美国共同反日的愿望，但毕竟还是一厢情愿。美国究竟能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方针和援助中国人民抗日的实际步骤，还有待于在抗战发展的进程中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