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功利主义与奋斗精神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涌现了一批有志青年，毛泽东也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壮志凌云，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重事功，好奋斗的精神，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之中，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青年毛泽东时期，这种事功思想和奋斗精神，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人奋斗色彩的话，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就把个人

的命运完全溶化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中，从而使他的事功思想和奋斗精神，成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了。

从小学时代起，毛泽东就有志于“富国强兵”、“改造中国”的意想。小学时代的毛泽东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1)1911 年春，毛泽东曾抄录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这样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2)以此来表达自己少年时代所抱负的爱国壮志。

大概是在 1912 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一开头就提出：“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 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并竭力推崇商鞅“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等“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13)

青年毛泽东怀有一种“就良图，立远志”(14)，“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他在与朋友商拟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方针时就说到：“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和世界。”“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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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承担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奋斗”精神。在听杨昌济的《修身》课时，毛泽东作了以下记录：“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奋斗，⋯⋯如此而欲图存， 非奋斗不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16)大概是在 1917 年，毛泽东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

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直到 1937 年，毛泽东曾热诚赞扬何香凝：“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中山)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17)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直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建功立业、苦斗不屈的奋斗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道德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的这种奋斗精神，是同他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提倡事功和功利的。青年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读过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在亚当·斯密的《原富》的中译本中，严复在“按语” 中热烈赞扬以“义利合一”的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提出是“计学家最伟之功。” 看来，青年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们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国文课中，毛泽东记录说：“君子谋道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又说：“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18)同时，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还高度赞扬了商初大臣伊尹的事功，说“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时代，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决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19)1915 年 7 月，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说过：“齑其躬而有益于国和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20)这就是说，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功，青年毛泽东从来是持赞赏态度的。

然而，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就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待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了。他明确地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 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 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 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1)

这里，让我们结合谈谈毛泽东对孔子提出的“仁”这一道德范畴的态度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仁”是孔子观念论的一个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22)这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仁”这个道德范畴，只是主张给以唯物主义的批判，并摆正其“恰当的位置”。其实，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张对“仁德”和“仁政”作阶级的分析。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23)后来，毛泽东又说过：“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24)这样的“仁德”与“仁政”， 显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彻底批判和改造了儒家“仁”学的本质，是一种既具有革命的内容又保持民族的形式的政治理论观念，也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