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抉择？这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有直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削弱，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扩展到多国胜利，形成以苏联为核心，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地理上也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阵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很多国家相继取得独立。由于各种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世界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格局。面对这样的国际格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如何着手建立外交关系，能否在对抗的两大阵营面前不作倾向性的选择？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第一，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依附于帝国主义阵营；此外，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早已被中国的历史所淘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又决定了胜利后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上的倾向性，决定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上的倾向性，必然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第二，面对美苏对峙的态势，要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必须表示明朗的外交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从战时的盟国走向敌对，成为主要竞争对手。面对美苏的尖锐对立，想采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显然行不通。保持中立，在美苏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也难以立足。只有明朗的外交态度，才有可能赢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

新中国需要国际援助，对此毛泽东十分明确。他认为：中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经济十分落后；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首要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但我们对经济建设不熟悉，应该向外国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学习；建设需要有稳定的和平环境，而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这些情况便决定了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获得援助的必要性。没有这种国际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巩固。这是新中国安全和建设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毛泽东在外交上提出与苏联盟的一个重要依据。

第三，第二次大战后，中国与美苏的实际关系决定了新中国在当时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鉴于中苏美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背景，中国共产党曾一度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促进战后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然而，这种愿望很快被美国采取的扶蒋反共政策所打消。伴随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大规模的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1949 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又一度怀着希望同美国外交官进行短暂接触，仍因美方的无理而以失望告终②。由于美国长期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把中国推向与美国对抗的地位、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奉行共同的意识形态，自建党以来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与苏友好的立场。对于苏联采取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援助，毛泽东念念不忘。他曾例举说：“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③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可以说，“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苏一贯友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显而易明，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国际格局及中国历史和现状作出重大决策。应该说明的是，这一国际战略在政治上的倾向是十分明朗的。正如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及此举意义时所说：“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④但对此绝不能作出形而上学的理解，即理解为无条件地倒向苏联一边，或是与美的绝对对抗。事实上，中国在联苏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抗美时，也存在一定条件下讲和的一面。“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仅仅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而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巩固同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⑤根据这一方针，新中国不经谈判即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并在此基础上同它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再就是对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⑥。毛泽东认为，有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为此，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十分注意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⑦因考虑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毛泽东主张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要和我国同社会主义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办法上有所区别：一是不急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均须经过谈

判。其中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是与新中国建交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对于平等互利的经济往来，我们并不拒绝。毛泽东还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在经营、管理上的长处。

对于美国，毛泽东一直主张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建国前夕，他曾明确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⑧以后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几次谈到，对美国，一方面我们要争取主动，公开主张与他们和平共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另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斗争。

毛泽东明朗的“一边倒”国际战略和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方针是不矛盾的，二者统一于为新中国创造较长时期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目标，这是新中国根本利益所在。建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美国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除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盘踞台湾，阻止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外；还入侵朝鲜，扬言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并干涉印度支那国家内政，支持法国殖民主义者镇压印度支那人民，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面对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半岛三个方面的战争威胁，新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找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又要广交朋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以免受制于人。毛泽东“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针，正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外交地位两种客观需要而相结合的产物。事实表明这种结合是恰到好处的。

总之，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符合国家安全和建设的内政需要，是正确的。依据这一国际战略，我们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1956 年 9 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另外，中国在同苏联的合作中，得到了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知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⑨。

当然“一边倒”的国际战略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由于明确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对外关系上就不可能不受该阵营的制约，所以在独立自主的行动上多少受到限制。另外，这一国际战略的实施，事实上也形成了中国在外交、外贸和争取经济技术援助上倚重苏联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