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扬弃论的方法论

毛泽东文化扬弃论不仅是一种理论指导，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它针对不同性质的特殊的文化形态，提出了不同的扬弃法，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体现了文化扬弃论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关于文化遗产的批判地继承问题，以往学术界曾提出“抽象继承法”，意思是对思想文化遗产可以现成地选用其抽象概念或符号的形式，但需改变其内容。这种方法对某些思想文化遗产可以奏效，有一定合理性。但它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却不能普遍适用。比如古代名家书法、名画、名曲，人们无法剥离其内容与形式，今人要继承和创新，就必得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内容与形式均有改变，不能只继承其符号形式。再比如古人思想中的鬼神观念、君臣观念、私有观念等等特殊观念（不是指词语），今天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毛泽东的文化扬弃法不全等同于“抽象继承法”，而是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本质扬弃法。毛泽东举例说，“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24）这就是承认音乐文化是多样统一的综合体，音乐的继承和创作有其特殊要求，音乐的基本原理要继承，但要通过创作各种各样新音乐的具体形式来体现。没有新创作，抽象继承音乐原理，这种继承就没有意义。

要实现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扬弃，就要首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态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其不同性质、不同层次，把握其特殊性，然后采取不同的具体操作法。

毛泽东认为，有许多非阶级性的通用文化可以拿来现成地使用。如饮食文化，毛泽东引用古人的话说，“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毛泽东还指出， “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25）“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26）可见，凡属自然科学原理、科学技术之类的文化形态，都没有阶级性，均可现成地拿来。如果说需要改进、扬弃，那是通过科学研究，加深对科学原理的认识，对科技有所革新和发明创造。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科技为谁掌握、为谁所用的问题，但科技

本身并没有阶级属性。更典型的例子是语言文字这种通用性文化。语言文字自身无阶级性，它的形式较为稳定，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其中某些词语及用法废止了，新的词语及用法产生了，有其一定规律，是一种社会性的自然扬弃过程，但其服务一切人的通用性没有改变。毛泽东就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尊重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却又有创造性。毛泽东在语言文字方面造诣非凡，极其生动活泼，又精炼准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理论语言，作为现代汉语言的一种典范，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这是毛泽东对这一通用性文化在运用上实行科学扬弃的杰出范例。

在非阶级性文化中也有少数利害相参的通用性文化，比如吃鸦片、注射吗啡针，可以用于治病，也可以使人中毒上瘾。对此类东西，就应严格执行医用规定，防止滥用，或者采用其他无害方法如针刺麻醉法取代之。这也是一种兴利除弊的适度扬弃。

像群众中一部分人中存在的迷信习惯、不文明陋习、多子多福观念，虽然其中杂有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行为的影响，但作为文化现象却不能等同于剥削阶级专有的文化。对这类旧风俗习惯，就只能采取思想教育方式，按政策原则，加以积极的正确的引导，启发自觉，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加以革除，使之向新风俗、新习惯转化。这又是一种弃旧图新的扬弃。还有自古至今长期存在的宗教文化，也不宜和剥削阶级文化等同起来。对之尤宜注意政策，审慎对待。无产阶级提倡无神论，不信仰宗教。但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承认宗教文化存在的一定合理性，而且重视其可贵的历史价值。宗教终将消亡，但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现在却不应强行禁止。对宗教文化的扬弃应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只要宗教文化不背离爱国主义立场，拥护社会主义，我们就要保护而且允许其适度发展。而这，也正是实现宗教文化扬弃的前提和正确起点。

对纯粹的剥削阶级文化，也要具体分析。对其中腐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比如赌博、色情文化、纳妾制度，鉴于其严重的危害性或反动性，就必须对之坚决排斥、禁止，要采用法律手段取缔。如果说拿来利用，只能是选取典型，当做反面教材，揭露其危害，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辅助手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化毒草为肥料”，即变害为利。这是一种转换功能的文化扬弃。

对于上述性质不同的文化形态，毛泽东生前领导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文化政策，都具有行之有效的操作性，其目的都是要促进这些文化的具体扬弃，以利于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在这方面，我们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在文化扬弃过程中，较为困难的是如何对待大量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的问题。因为，这部分文化成果是精华与糟粕相互渗透的统一体，不可能采取一切两半，取优汰劣的机械方法。比如古代“孝敬”的伦理道德观念，既有尊者敬老的积极成分，又有封建家长制的本质特征；又如古代的爱国思想，既有热爱祖国、捍边御侮的正义精神，又往往与忠君观念、狭隘民族主义相联系。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既不能割断历史联系，全部另起炉灶，又不能现成取用旧的思想内容。这是一个难题，毛泽东深知对这一类文化形态实行扬弃的困难性，他比喻说，对这类东西应如对食物一样，要首先经过消化、分解，尔后“吸取精华，去其糟粕”。那么，怎样对其消化、分解呢？如前所述，毛泽东以文艺为例，指出要利用旧形式，给以

改造，加进新内容，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通俗他讲，就是“旧瓶装新酒”。比如今天我们在长幼伦理关系上，依然提倡“孝敬”老人，“孝敬”的观念形式没有变，但内容改造了。我们剔除了其中封建家长制的本质内容，加进了人与人平等关系的新的本质内容。对古代的爱国思想也是这样，我们剔除了其中的忠君观念和狭隘民族主义内容，代之以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并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新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法，与“抽象继承法”颇为相似，即对旧文化的概念形式有选择地继承。如“孝敬”、“爱国”这类词语具有通用性，但用来作为概念的形式时，它却属于一定思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作为旧的概念形式，以往只能涵盖旧内容。将其作为新概念的形式，形式未变，它涵盖的内容却从根本上更新了。但这种继承并非只是“抽象意义”的继承，因为任何意义的真确表述，都是概念本身抽象与具体、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们在现实中是不能割裂的。我们继承来的概念形式，是对现实生活中业已出现的新事物的具体内容的反映，不是仅仅在概念的抽象意义上继承旧形式。

在“旧瓶装新酒”的文化扬弃方面，毛泽东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比如， “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原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古人颜师古的解释很简单：“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几乎没有解释，无甚精义。毛泽东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作解释，他指出：“‘实事’ 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27）。这个命题的改造，与颜师古的解释就有本质的不同。它反映了人们把握真理、从事实践的客观规律性。这就属于概念的抽象与具体、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扬弃。在毛泽东著作中，这类文化扬弃的实例举不胜举，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文化建设实践上的创新精神。

不过，对旧的文化形式的利用也不是无条件的。有些旧形式虽亦不妨拿来，但因其历史局限性较大，却不宜照搬来普及推广。比如对旧体诗形式，毛泽东就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28）可见，对文化旧形式的利用也要权衡利弊，适度掌握。这又体现了毛泽东在文化扬弃上的辩证观点。

综上所述，对一切历史文化遗产都必须首先按照文化扬弃的总原则，从本质上分清利害，权衡利害之大小，然后针对其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特殊文化形态，采取具体的不同方法来加以分析、取舍、改造，进行科学的扬弃。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历史文化遗产是极其丰富多样的，但是所有这些遗产都只是建设新文化可供选择的材料。利用这些材料，往往不能全面反映新时代出现的新事物。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中国，我们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现实生活的巨变中，涌现了大量新的生活现象，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崭新的丰富内容。这样，文化遗产中固有的有用形式就不敷其用。这就必然要求在文化建设中革新旧形式，或者创造全新的形式，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毛泽东积极提倡要“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勇于革新、创造。早在 1944 年延安时

期，毛泽东就支持戏曲改革，更新其思想内容。到 1964 年之后，毛泽东又鼓励京剧改革，对京剧的旧形式进行多方面的革新，借以表现革命和建设的新题材。虽然京剧改革在“文革”中一度受“四人帮”干预，被利用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但京剧改革的许多实际成绩，却出于戏剧工作者的辛勤

劳动，其中有益的经验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重视和支持革新旧的文化形式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另一层含义，是提倡敢于独创。毛泽东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给予极大的热情支持和关注，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尤其不遗余力地扶植、宣传。比如毛泽东亲自表彰的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都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都具有与传统观念和势力决裂的特征。这些精神当然也有历史文化的基础，但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全新的，属于共产主义的先进意识形态。这些精神联系着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新文化对历史文化本质上的全面扬弃，既是立足现实的，也是面向未来的，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伟大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的建设理论，对当前我们从事两个文明的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尽管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他主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大革文化命，并导致了政治动乱。但是，他的文化扬弃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践，作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核心却是永放光芒的。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