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把中国的社会现状、中国的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构成毛泽东思想和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在与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在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反复强调要学习和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历史实际。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3）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从指导革命斗争的高度上，强调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正确地对待历史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上及其领袖人物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象毛泽东这样，把重视历史、科学地对待历史，作过如此深刻、如此精辟的论断。正是在毛泽东的批评和提议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工作，才有了明显的开展，而且出现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和历史贡献，就是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和处理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怎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怎样对待传统文化， 这是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和学术文化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长期辩难，争论不休，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对传统文化，即“中学”和“旧学”

启幼有过深厚修养，对“西学”和“新学”也多方涉猎，而又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最杰出领导者的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以他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明了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

毛泽东在回顾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时写道：“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 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 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34）然而学习西方和“西学”的结果，并没有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没有

使中国富强，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学者例如“国粹派”的一些人们，虽然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但是认为必须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精神，即所谓“国粹”。但是究竟什么是“国粹”，怎样对待“国粹”，并没有做出科学的回答。而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尊孔读经、怀旧复古的文化逆流一度泛滥。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以《青年杂志》

（1915 年 9 月创刊，从 1916 年 9 月改为《新青年》）为阵地，向封建的旧文化、旧礼教、旧思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并且把矛头直指向封建时代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从而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和空前广泛的新旧思想文化论战。毛泽东评价这次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35）但在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 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36）

毛泽东领导的伟大革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彻底推翻了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他从来没有轻视过、否定过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他比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都熟谙地了解中国历史，深刻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而这种了解和认识，又是建立在广博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基础之上的。对于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37）这段话对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讨论和研究，还具有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或当代文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的总体估价和对现代或当代文化的趋势和走向， 是一个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用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民主的、自由的研究和探讨。不过，不论怎样的新说高论，如果离开了或背离了毛泽东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都可能误入歧途。在这个问题上，

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反对和克服两种片面性：一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完全否定，彻底抹煞；另一种是凡古皆好，把传统文化看得是通体光明、永恒不衰的文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绝迹。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另一种姿态，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而已。毛泽东对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并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是我们观察、判断和指导这个问题的锐利的科学武器。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话也适用于毛泽东自己，适用于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既不是“生而知之”的天生“圣哲”，即或是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历史观和对历史问题的论断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句句正确、一贯正确。如果我们把以往一段时间内经过人造而神化的毛泽东，从“神坛”上移到人间，放到一定的社会时代和历史条件去考察、分析，那末他的伟大和平凡、正确和失误， 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毛泽东历史观和对某些历史的思想言论来说，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做过简短的说明，现在移用在这里：“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科学曾一度陷入了极端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实用主义的泥潭，这不能不说是与毛泽东的有些说法，违背了他自己本来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有关的。诸如他曾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李秀成的批判， 以及‘评法批儒’的某些言论，都明显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被别有用心的‘四人帮’所利用，制造了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这也许是毛泽东自己所始料不及的。然而在历史领域这些一时的失误，并不能掩盖毛泽东在整个历史科学上的光辉。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未见过哪一位革命领袖，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科学地洞察中国的历史， 留下了如此珍贵的历史科学遗产。”（38）现在，姑且就用这段话，做这篇粗浅文章的结束语吧！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