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政策

为了保证科学技术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毛泽东指出：共产党能管科学，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19)。党对科技工作的政治领导， 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科学技术工作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出成果出人才， 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力求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来确定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各项方针政策。下面从政策思想角度来考察其中的四条基本方针。

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百家争鸣”方针。这是毛泽东总结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而提出的。自然科学不同学派、不同理论的矛盾运动，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条内在规律。由于认识自然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不同观点、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是经常发生的，科学上的是非真伪并不是可以轻易做出判断的。毛泽东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20)这种事例在 40 年代的苏联和 50 年代的中国又重新出现。苏联曾在遗传学上强制推行米丘林学派，压制和批判摩尔根学派，还给一些科学理论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大加批判。我国也曾跟着苏联去批摩尔根学派，甚至给它贴上“反动”的标签。我国还一度把中医当成“封建医学”，提出要加以取缔，把西医看作“资本主义医学”，提出要进行改造。这种做法严重妨碍了科学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于 1956 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它作为促进科学进步的方针，作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他提倡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反对用行政力量强制推物一种学派而压制另一种学派。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科学界的自由讨论

去解决，通过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他还亲自关心遗传学的百家争鸣问题，对行政干预学派争论的错误进行批判，鼓励受到压制的遗传学家坚持真理，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

关于学习国外科学技术的“洋为中用”方针。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 科学技术的一般原理在世界各国是相同的。毛泽东认为，“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21)因此，科学技术能够在世界各国各地进行传播与转移。历史表明，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学习和引进已经成熟的国外先进科技成果，加以消化吸收，往往是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的一条捷径，花费的代价较少，而且是可以逐步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22)他认为对外国的科学文化， 一概排斥和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同时也不能把洋为中用和自力更生两个方针对立起来，学习外国科技成果，可以增强自力更生的实力；而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越强，吸收外国先进成果的能力也越强。他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做到洋为中用。他还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的观点和方法，并以学习西医用以研究中医为例，阐朗“洋为中用”的含义和作用：“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23)

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基于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提出来的。他通过对这一辩证关系的考察和概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思想。1940 年，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同时又指出：“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24)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进一步讲道：“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25)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毛泽东一再号召搞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学研究。这一方针的目的在于提倡科学家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去观察和分析自然现象，发现自然规律，避免错误的哲学世界观的误导和支配， 在科学研究中少走弯路。但这种哲学指导作用并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 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思辨和哲学套语的简单化、庸俗化作法去取代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科学分析，更不能以现成的哲学结论为标准去裁决科学上的是非。毛泽东非常关注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哲学概括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引导人们通过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哲学分析，去指导科研工作更快地取得成果。例如，他对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模型研究的重视，对哈工大关于积木式机床矛盾分析的关注，都是如此。我国许多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都是同科技工作者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不开的。其中，我国科学家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就是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科研工作的一个例子。对科研的哲学指导作用，能否见成效，关键在

于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对唯物辩证法是否融会贯通，自觉不自觉，运用灵不灵活，方法得不得当。唯物辩证法提供的只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而打开科学真理大门的钥匙则是艰苦的科学实践。这就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研究的思想的真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方针并不是具有强约束力的政策规定，而只是一个软约束的指导性方针。

关于建立科学技术队伍的基本方针。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没有庞大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是不行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重视科学技术专家。1956 年，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文中讲到：“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26)后来，他进一步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上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他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27)从毛泽东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造就工人阶级的技术队伍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上。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工农业生产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及技术部门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批技术人才，也是他提出的开展技术革命的战略思想的必然要求。但是他又是把技术队伍放在整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总战略方针中，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为此，他提出了旨在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根据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刚刚开始不久的社会背景，基于当时知识分子的现状和他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提出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把知识分子作为团结对象，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他们的思想得到改造。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关于建立工人阶级科技队伍的方针政策同知识分子政策是相一致的。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一是强调把政治与技术统一起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二是提倡结合科学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三是鼓励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用科技成果为工农服务、为生产服务。今天来看，虽然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已经过时，但他提出的造就工人阶级科技队伍的历史任务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上述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