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道德评判与道德修养

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何谓正义？何谓非正义？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而且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各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同时，道德标准中的动机与效果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对于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问题， 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青年毛泽东非常强调道德评判的重要性。他说：道德“评判之功用大矣。” 因为这是一个道德“舆论”问题。毛泽东明确主张对道德评判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他说：“吾人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固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他竭力反对道德行为方面的“盲从性”和“虚伪性”，指出“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只有掌握了真理， 有了明确的道德理想和目的，“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37)足见毛泽东对道德自觉的重视程度。

关于“善”、“恶”的价值评判问题，青年毛泽东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善”与“恶”的区分，本身就只有相对的意义，“善”固然有其价值，但“恶”也不能说无价值。他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意思是说，是“善”是“恶”都是有条件的，是随“时候” 的变迁而改变的，是与“他物”相对而言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主张以当时之“事实”来评判是“善”是“恶”。他说：“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至于历史流传其“善名”或“恶名”，“皆不应顾。”这可以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道德标准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毛泽东在伦理学上作出了创造性理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动机与效果问题作出了论述。他说：“善恶之区别以何为标准——一说只论动机，一说兼论效果。”他把道德判断分为“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

两个方面，认为应当把“客观”效果方面的判断与“主观”动机方面的判断结合起来。

当毛泽东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以后，就对动机与效果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精辟的论述。他说：“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人民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 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们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38)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虽然是对文艺界讲的，但却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既是检验作家创作的动机与效果的标准，也是检验人们道德动机是否善良，道德效果是否良好的标准。

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论方面注重“践履”的优点。他说：“伦理学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空言无益。”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吸取传统道德学说重视“修养工夫”和“自省工夫”的优点，肯定这种“自省”、“自察”的工夫，就是中国传统的“克己与修养之方法。”

强调世界观的改造，是毛泽东的思想教育与道德修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一方面重视“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39)另一方面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40)同时，毛泽东把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革命者加强思想改造的道德修养的最有效的方法。

综观毛泽东的伦理思想，虽然也注意吸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中的某些内容，但更重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改造和吸取，这是同他对中西两大文明潮流的基本看法分不开的。他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41) 他还明确指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凡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42)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总的来说，毛泽东一直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不管是青年时代，还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都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