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慎重稳进”是解决复杂民族问题的重要方针

50 年代初，毛泽东即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这一指示的确对西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藏有何复杂性？我以为主要有五点：一是西藏自然环境与中国境内的

任何地区都不同，这里是世界屋脊，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缺氧、多雪、干燥、寒冷。这一高海拔特点，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二是西藏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生活区，占总人口 90％以上的藏族人民生活于藏传佛教文化的特殊环境中，有独特的人文环境，生活习惯。三是西藏社会发展滞后， 人民还生活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既有浓重的宗教气氛，社会生产力又十分低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还处在起步阶段。四是一百多年以来， 帝国主义插手西藏，西藏既在文化上被无数人当作“香格里拉”，又在政治上成为世界关注的敏感地区。五是历史以来，藏汉民族实际存在的民族隔阂和不信任。针对这样一个地区，其工作难度是不难想象的。

其实，早在 1950 年 6 月，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必须首先了解具体工作步骤，防止机械地照搬汉区的工作经验，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的指示。对于西藏问题，中央更是慎之又慎。从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一些谈话中我们可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1952 年 4 月，对是否改编藏军一事，毛泽东说：“目前不要改编藏军， 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这是一种让步，因为《十七条协议》之 8 款就明文规定：“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1953 年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札团时说：“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④

此后的一些时间里，毛泽东也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类似的指示，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推行“慎重稳进”方针，也收到了多方面的效果。“慎重稳进”既是特殊环境下的办事方针，也是符合事物的辩证原则的，毛泽东对西藏问题也曾如此讲：“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结果就反而加快了。”符合规律地稳定地发展，本身就是速度；一切从实际出发，西藏的实际要求慎重、稳进，盲目推进就会出漏子。比如 1956 年 4 月，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工委鉴于邻近少数民族地区都在积极准备进行民主改革，便向中央报告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增设机构、干部和职工。由于上马太快，工作脱离实际，问题也迅速出现，一些地方发生叛乱和反对改革的骚扰活动。中央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从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看，实行改革的时机还没有成熟。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 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并提出西藏在六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这样的实例是很多的，只要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步子就走得顺畅；反之，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推进，就出偏差，就失去民心。比如仅“文化大革命”破坏寺庙一项，就为藏族人民深恶痛绝，尽管这

笔帐要算在“四人帮”头上，但投在西藏广大僧侣和教民心上的阴影是很难在短期内消逝的。稳进的基础是慎重，不慎重就很难实现“进”的目的；“稳”是针对特

殊环境中特殊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并不是左顾右盼，畏缩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坚持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制定西藏长远发展的蓝图，西藏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1989 年全区国民总产值 21.1 亿元， 国民收入 16.7 亿元，分别比 1979 年增长了 97.64％和 324.36％（含中央巨额补贴）；人均收入 397.25 元，比 1979 年的 159 元增长了 149.8％。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有 18 个年头了。尽管他晚年犯过错误，而他对西藏问题的宝贵指示，如今仍为西藏广大干部群众所称道，作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一部分的他的民族思想在西藏成功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 至今仍是解决西藏民族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