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

科技发展战略是制定科技政策的指南和总纲，而科技政策则是实现科技战略的措施和保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是关于科学技术领域全局性、长远性发展的指导原则与谋划，也可以说是科技发展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是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中逐步形成的。

50 年代中，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中，毛泽东就提出要同时进行技术方面的革命。他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

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14)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他提出要走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并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1958 年，他再次提出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强调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1960 年，他批示了“鞍钢宪法”，提出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同时，他还提出“在企业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的三大革命”(15)。1963 年，他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革命力量，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6)的思想。这些论述构画出以技术革命或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和科学实验革命运动为主线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

关于“技术革命”，毛泽东后来提出应当和技术革新加以区别，并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一般小的技术改革，可以叫作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有广泛影响的大的变化，叫作技术革命。他还举例说：蒸汽机的出现是一次技术革命，电力的出现是一次技术革命，当今世界的原子能(现在叫核能)的出现也是一次技术革命(17)。至于“经济技术革命”，从他的上述界说和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既包含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又包括对技术手段和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众所周知，发端于欧洲的近代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自发完成而事后追认的。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有领导地自觉地开展技术革命或经济技术革命，的确是一个有创见的战略思想。

关于科学实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它是从生产实践分化出来的独立实践活动，是导致现代自然科学达到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发展的实践前提。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1963 年，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从哲学角度重申了这三项实践，并在同一年从战略高度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战略思想 (细微的差别是阶级斗争的次序放在首位)。应当说，把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形式和革命运动，提到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上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贡献。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战略家，他的战略思想总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根据的。在他看来，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不开展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经济技术革命和科学实验革命，落后面貌不可能根本改变。他特别强调技术革命，就在于它对改变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具有最直接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以科学实验和经济技术的革命运动为主线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战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战略总格局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分别成为社会政治、生产经济和科学技术三个领域的子战略。三个领域的战略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的革命，

通过技术革命而联接起来，而技术方面的革命又同阶级斗争即社会制度方面的所有制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三项革命运动三位一体、环环相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且，全社会的三大革命运动又同企业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三大革命相衔接，把宏观战略和微观战略贯通起来。可以说，这是我国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关于政治、经济、科技全面变革与发展的战略蓝图。这个总体战略构想的内容，从一般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看，同当今学术界科技界广泛谈论的相互关联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以科学实验和技术革命力主线的科技发展战略，是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科技发展道路的一种努力。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设想，采取了两个方面的对策措施：一是制定全国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并加以实施；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周恩来和聂荣臻直接领导和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即《1956 年至 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一方面根据我国工业化建设现实需要，提出 57 项重大科技课题；另一方面根据战后世界新技术发展趋势，在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核技术和喷气技术等新技术领域采取六大紧急措施。这个规划经过实施并提前完成，使我国一系列新技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初步改变了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缩小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在这个基础上“两弹一星”的成功，不仅是核技术和航天技术两大领域的重大突破，而且标志着我国在实施技术革命战略上迈出可喜的一步。同时，毛泽东倡导的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在企业和农村也开展起来。这项群众性科技活动，在“大跃进”期间虽然存在大哄大嗡等缺陷，但对于在工农群众中普及科技知识，提高技术水平，促进工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还从中涌现出一批象倪志福、李瑞环那样的工农技术革新家和发明家。今天，这项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在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毛泽东对与此相关的技术发展道路也很关注。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大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18)这段加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文字，表示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给予了肯定，尤其对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技术发展道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了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和技术发展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后来一些论著、批示和信件等文献中，提出了同经济技术密切相关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技术选择等方面的一些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思想。例如：

在产业结构方面，他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高度，提出要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比例，采取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多积累资金，促进重工业更多更快发展的新路子，改变过去照抄苏联模式、片面注重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失调状况；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关系，提出了降低军政费用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再支持国防建设更大进步的战略方针；他还敏锐地觉察到合作化后刚刚萌发的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副业的发展、

特别是社队企业的初兴非常关注，认为中国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在产业布局方面，他认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在改变历史形成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时候，不能低估沿海工业的老底子，提出要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来带动和支持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思路：同时在工业宏观布局中要处理好中央直属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关系，只能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各个地方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体系。

在技术选择方面，对于是采用先进技术，还是传统技术，发展天然石油还是走人造石油的技术道路，发展西医还是中医抑或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否发展人造卫星、原子弹、氢弹，如何发展现代通讯技术、交通技术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以及手工业半机械化、机械化技术和工艺美术品、民族工艺技术等一系列具体技术政策上，毛泽东都很注意，并依据我国实际和专家建议，做出了具有现实性或带有超前性的决策。其中，农业技术政策是毛泽东最为关注、也研究得最为细致的一个领域，农业“八字宪法”便是他提得最具体详细的一项技术政策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