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世界进入 80 年代以后，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某些新的特点，一方面苏美仍在激烈争夺，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双方之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又产生了一种制约力量，以致于双方谁都无制胜把握，谁都不敢轻启战端。与此同时，作为反霸主体的第三世界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成为谁都无法忽视的、既独立自主、又足以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的重要力量，从而形成了所谓“大三角”的战略格局。对这一格局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并采取对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 80 年代面临的新任务。而中国共产党此时也恰好具备了胜任这一任务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战略思想及其成功实践可以作基础，而且还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被粉碎，十年动乱已经结束，从而排除了外交工作中最大的破坏因素。更为重要的是，1978 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纠正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决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和中心工作。这些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转变，无不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提供了保证。

在这一背景下，从 80 年代开始，我们党在对外政策方面逐步进行了又一次调整和充实。指导这一次调整的，正是为形成和实践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邓小平。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 “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7)从而为我国新时期的对外政策确定了依据和方向。围绕这一依据和方向，中国共产党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到外交工作的实践，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在继续警惕战争危险的同时，提出了关于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新论断。1980 年初，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曾指出：80 年代“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 (18)随着形势的发展，到 1985 年，邓小平更加坚定了他的上述判断，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通过发展和平力量，树立战胜霸权主义，避免世界大战的信心，这既是对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发展，又成为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制定国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第二，同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认识相联系，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新论断。战争可以避免的前提是，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

争搞好。这就要求和平阵营的力量必须不断增长，必须使这一力量的主体—

—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尽快地发展强大起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第三世界越发展、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证。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但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因此，两大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20) 由于 80 年代美苏两国限制军备谈判取得了进展，缓和气氛出现，和平希望增加；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少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却在拉大，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已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课题。因此，邓小平指出，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中，核心是发展问题。不仅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就是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也需要推动发达国家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给予合作和支持，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通过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合作。从上述认识出发，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为推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解决而努力，就成为历史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相比较，邓小平关于两大主题的论断更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去把握政治问题。从反霸、维护和平的目标来讲，二者是一致的。但就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来看，两大主题的论断所指出的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和平、保证和平的道路，则更为现实，更加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历史新时期的又一重大发展。

第三，更加坚定和全面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 80 年代“大三角”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倒向哪一方，都将打破已有的力量平衡，影响世界局势的稳定。同时也有可能使中国最终成为超级大国的附庸，丧失经过多年奋斗才取得的独立地位。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就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21)“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22)同以往相比，我国在新时期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有两项重要发展：

一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确定和实施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并努力使二者相辅相成。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的历史时谈到：“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23)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得到了坚定的贯彻和不断的扩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和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在坚持反对霸权的同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国，

中国一向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现代化建设总任务的确定，以及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为我国根据这一准则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为此，邓小平不仅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24)而且还多次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一准则，并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从而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表现了更大的灵活性，既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努力争取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得到了继续巩固和加强；同美国、苏联先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西欧、东欧国家的关系得到了不断改善。特别是对于东欧国家，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动承认了过去我们对“东欧各国各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理解得不够”(25)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为双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扫除了障碍，使我国与东欧各国各党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从而弥补了作三个世界划分时对于东欧国家的认识不够符合实际的缺陷。经过一系列努力，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赞赏，同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逐年增加，至今已达 150 多个。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加强。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的对外政策从 70 年代起，就开始摆脱“左”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终于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而使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则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