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从而为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 解决革命领导权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又是未来中国的起点，要认识国情，了解中国也就不能离开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革命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认清近代社会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37）。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38）弄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独创，但他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系统概括与实践上的有效运用，却是别人无与伦比的。毛泽东说：“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39）这种变化即帝国主义列强入侵， 对我国影响有二个方面，“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 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接着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依旧存在，而且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势力；二、民族资本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很软弱的，大部分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联系；三、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四、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五、由于中国在许多帝国主义的统治、半统治下，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六、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人民， 尤其是农民日益破产，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40）。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有了新的飞跃，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起来的。”（41）这样一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与目标也弄清楚了。他还追述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各个阶段（42）， 从而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走向更为一目了然。毛泽东从以往中国人民斗争史实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此伏彼起，都是为了‘反抗外敌， 或改革现状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这些斗争虽曾取得过胜利，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

务并没有完成。”（43）他又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从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44），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目标“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45），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紧随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 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万变不离其宗，毛泽东对我国革命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形成，即导源于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与革命分二步走的结论。这一基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一整套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正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史学的密不可分的血缘联系，同时也使我们加深理解毛泽东与党中央反复强调学习近代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