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调整。

首先是缩小了打击面，用建立联合反霸统一战线的方针取代了反帝反修的方针。在 60 年代，面对美国的敌视政策和苏联逐步升级的反华行径，我国曾采取了既反美又反苏的对外方针。这在当时确实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因为我们必须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领土安全而斗争。问题是这种斗争同时又受到了党在处理国内问题时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影响，致使打击面不断扩大。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在对外宣传中竟提出“打倒帝、修、反” 的口号。作为马列主义政党，“帝修反”当然要反对，但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我们实际是根据这一口号，在外交工作中推行了一系列强加于人，四面出击，不顾政策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后，从 1968 年起屡次对上述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中，他又十分明确地把追随或依附于美苏两国的国家，同美苏两国本身作了区别，只把超级大国作为对立面；在超级大国中，又把处于攻势地位的苏联和处于守势地位的美国加以区别，把苏联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从而极大地缩小了打击面，扩大了联合面，纠正了一度向“帝修反”全面进攻的“左”倾做法，并根据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当代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对外工作方针。

二是加强了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党在极左思潮干扰下，曾片面地把支持世界革命同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对立起来。结果使我们疏远了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给我国的外交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提出，纠正了脱离实际地追求世界革命的“左”的倾向，把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为此，我国作为第三世界中的一员，努力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

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打破大国欺负小国，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使我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威信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朋友愈来愈多。从 1970 年到 1982 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 56 个，比 1968

年以前增加了将近 1 倍。其中在 60 年代同我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或发生波折

的 7 个非洲国家，都在此期间先后同我国恢复或改善了外交关系。可以说，

70 年代是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大发展的年代。

三是积极改善了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不是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就是曾被我们认定的“修正主义”。其对华政策又分别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左右，而我国原来又把反帝反修作为国际斗争的首要任务，从而使我们很难同这些国家进行正常交往。1972 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使中国同日本及西欧国家改善关系的障碍开始得到克服。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由于论证了争取和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排除了我国同第二世界国家正常交往的障碍，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余地。70 年代中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可以说就是同第二世界国家关系的改善。1969 年以前，西欧、北欧和南欧只有 6 个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只同中国互设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而到了 70 年代末，除了安道

尔等 4 个国家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和欧洲共同体，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广泛建交的同时，我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也有了实质性进展。从 1973 年到 1977 年，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陆续同日本、

西德等国签约、成交了一批价值达 39.6 亿美元的引进技术项目(14)，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了一次重要尝试。在此期间，我国同东欧几个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贸易、科技交流、人员互访，都有所恢复。因此，当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时，中国面向第二世界的大门，事实上已经打开了。这不能不归功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与实践。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尚在继续，我国的外交工作此时还不可能根

本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江青一伙把同外国的正常交往别有用心地诬蔑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贯彻和外交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尽管如此，我国的外交工作在 70 年代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左” 倾错误破坏的后果，而且也在事实上促成了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固然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抵制“左”倾错误的努力分不开，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由此产生的方针政策则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正象邓小平后来指出的：毛泽东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