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两难境地，重新强调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共产国际一面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一面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继续采取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这使中国共产党陷于内外政策相矛盾的两难境地。但是 40 年代

的中国共产党已不像 30 年代那样听任共产国际摆布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一般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同时，更多地是从中国抗战的实际状况出发决定自己的对策。

1940 年德国在占领波兰后，相继占领欧洲西部国家，苏联则建立起自己的东方战线，形成德苏相对峙的局面。欧洲战局的演变，使苏联和英国都受到德国的牵制，它们在东方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与此相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本却采取了威慑行动，因而使本来就存在的日美矛盾相对突出。6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虽然仍基本以帝国主义战争为理论依据，但也注意到现实

状况中英法在欧洲的失败及日美矛盾的扩大，因此提出不要再强调英美法搞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性(15)。7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英美法已不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16)。13 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时局的会议上重新强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8 月 2 日，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南方局和新华社在宣传中未能把握住国际形势的特点，指出必须把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与外交政策区别开来，“不要去鼓励帝国主义的军备‘迎头赶上德意日’，也不要在英美改变对日对华政策后(即在放弃东方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对利用英美外交”

以上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总体上沿用共产国际关于国际问题理论的同时，并未忽视自己对瞬息万变的局势的独立判断和分析，而当这种分析的结论与共产国际的看法不完全吻合的时候，他们采取了一种灵活的办法，即把理论原则同现实政策分开，以避免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大的失误。这说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此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以苏联为中心考虑问题的模式。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制定除了受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或者说，取决于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因此，当皖南事变一触即发之际，毛泽东曾估计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莫过于美国参战后迅速击败日本，在日本投降后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18)。这里说的是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当处于外事工作前沿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向中央汇报了他们对时局的不同看法后，毛泽东及党中央迅速改变了他们的上述认识。毛泽东在 11 月 6 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了。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党制定对外政策方面的经验。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具体分析和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党的对外政策，总的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19)。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毛泽东在这里详尽地区分了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对日态度的变化，并以此作为或者联合或者反对的依据。特别是毛泽东第一次将国内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原则运用于处理国际事务，这不仅为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找到科学的依据，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外交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重新解释对外政策原则的同时，中共中央专门对如何评价英美的对华政策、如何对待英美记者等问题发布党内指示，要求对于来接洽访问等英美人员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情报人员看待，另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外交代表人员看待，“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20)中央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以来一度关闭的延安的大门，又开始向西方开放了。中共与美国之间恢

复直接接触的渠道，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脉搏，还是对于美国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直接推动了南方局的外事工作，南方局领导人正是通过对英美记者的联络工作，才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引起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终于导致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其结果是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走得很远的反共道路上有所收敛。皖南事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机会。主要负责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通过与美国特使柯里的会晤，了解到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力图控制中国以牵制日本，为此不会赞成中国内战扩大；美国将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但对他又有所不满，想施加一些压力促使蒋改革。周恩来据此向中央进言：中共在外交方面将有广阔的活动余地，可以大有作为(21)。

虽然通过皖南事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已意识到在制约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国际力量中，美国越来越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当时还没有立即重新考虑联合美国，毛泽东强调的是要进一步利用美日矛盾，使蒋介石难于投降和反共。真正促使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重新强调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对美外交的重要国际背景，是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的爆发。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宣告苏联依靠孤立自保来维护自身安全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苏联面临的严重形势迫使斯大林迅速改变政策，共产国际随之重提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口号。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以往的错误策略，得到各国共产党的积极拥护。至此，对全世界共产党人来说，帝国主义战争理论与反法西斯战争现实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本来就在具体的外交工作中注重区分帝国主义现行政策的不同，善于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于 6 月 23 日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明确表示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拥护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事态的发展表明，与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当天和次日，英美相继发表尽其可能支持苏联抗击法西斯斗争的声明。面对英美与苏联立场的迅速接近，中共中央迅速大幅度调整了对英美的政策。7 月 6 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对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几天后，毛泽东还以同样口气专门写了一个党内指示，他在是否反法西斯这一唯一标准下，重新判断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中共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22)。毛泽东在此显露出超乎寻常的决断口气，说明困扰于他头脑中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矛盾终于得到了解决，他可以用是否反法西斯这一唯一标准来评估当时国际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了，而不必首先考虑苏联的利益。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但有时也常常以牺牲他国利益换取自身的安全，所以苏联的利益并不一定完全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自此明确在国际事务中划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预示它将以此为出发点，制定出更加符合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对外政策。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更坚定了中国共产党执行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决心。当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中共中央立即

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确立与英美等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指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侵略英美及其他国家，英美抵抗日本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战争。中国应与英美和其他国家“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中共党员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23)。从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下层，同时也在上层和美国政府之间，放手大胆地与英美人士进行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合作。

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美统战工作，此时已并非一厢情愿了，它既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远东战略和在华利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看到美国已成为日本在远东的劲敌，与日本的最后决战非美国莫属。美国则认识到要打败日本，需要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因此，不赞成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内战政策，希望国共两党团结，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改革。美国对华政策中包含的这些积极因素，既反映了美国对日作战的需要，也反映出世界民主潮流的必然趋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到一个月，即 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争取民主与民族独立从此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政治潮流。中国共产党愿与美国进行合作，不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找到了双方利益的共同点。有符合人类进步潮流的共同利益，才有反日统一战线建立的前提和发展的前景。这种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遵循的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准则，正是战争年代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求同存异”的策略原则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