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理论基石

制定正确的科学技术政策，必须以正确的科学技术观为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过程中，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和发展规律，做过许多理论分析和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并以此作为科学技术政策与战略思想的科学基础。我认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主要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石上：一是关于科学技术双重性质的观点，二是关于科学技术双重功能的看法。

关于科学技术的本质属性，马克思通过对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过程的深刻分析，认为科学技术本质上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都属于生产力范畴。不过，自然科学是这种能动关系的知识形态，反映了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属于潜在生产力；而技术则是这种能动关系的现实形态，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属于直接生产力。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但是，科学技术又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适应社会需要经过社会劳动的一种社会产物，因此又具有社会属性。但具有社会属性的东西本身未必都有阶级性。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①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虽然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但不同于具有阶级性的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不属于上层建筑，而属于知识形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因而没有阶级性。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这种社会活动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本身，包括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研究和在生产中的应用，各种实验技术、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有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为某个阶级所控制，以其思想来支配，并用来为该阶级服务这个层面上，才表现出阶级性来。因此，随意给科学技术活动及其成果贴上阶级标签，并据以制定科技政策，对科技本身的学术活动与学派争论进行政治干预，必然妨害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以科学技术本身无阶级性，来否定党对科技工作的政治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思想指导，也不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毛泽东还分析了科学技术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其他一些性质特征。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具有世界普遍性或国际性。“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②他认为，技术在形式上还具有某种民族的或地域的特殊性，而且有些独具民族性的技术可以国际化，可以技术出口。他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③制定科技政策，不独要依据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而且还要考虑科学技术多方面的性质特点。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性质的科学分析，是其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说，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的方针，主要基于科学技术本身的无阶级性和世界普遍性，那么，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和科技队伍政策，则主要基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方面。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并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高度，也是基于他对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等实践形式不同性质的科学区分。

毛泽东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另一个理论支柱，是他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关于自然科学的功能作用，毛泽东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思想，指出：“人们为着要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④而“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⑤他认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和改造两个过程的”⑥。这里，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的充分发挥，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科学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双重功能。但是他特别强调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 的观点，赋与“自由”这一哲学范畴以新内容，因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世界的哲学、更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观点看，更加突出自然科学改造自然的功能。一般认为，科学的主要功能是认识自然，而技术的主要功能是改造自然。的确，就科学和技术的直接目的而言，二者的主要功能有所区别。但就它们的最终目的来说，二者都履行着改造自然的相同功能。如果就人们把握必然、获取自由的过程看，科学和技术之间、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之间又是交叉渗透的。毛泽东曾举例说道，“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⑦自然科学就是通过科学实验的技术手段从变革自然中认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当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规律进而转化为技术并应用于生产实践中，便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这就是“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⑧的辩证过程。这就是说，科学和技术都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双重功能，只是二者的主要功能各有侧重而已。这是毛泽东从哲学角度对科学技术的双重基本功能所做的精辟分析。

当然，科学技术还有更广泛的多种社会功能。毛泽东曾在许多论述中谈到科学技术对生产、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思想和哲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在延安时期他就说过“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⑨解放后，他一再号召全党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学习技术科学，

主张在全国人民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在全国蔚成尊重科学、重视科学、学习科学、发展科学的社会风气。制定科技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广泛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作用，让科学技术造福于人民。可以说，重视和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是毛泽东科技政策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必须指出，在科学技术的多种功能中，最突出、最主要、最现实的功能是生产力功能。而制定科技政策的最根本目的，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于使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⑩科技政策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就在于此。我国在通过社会革命，改变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之后，就要通过科技政策手段，进一步调整科技工作方面的技术性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依靠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的落后状态，为新的社会制度奠立强大的经济技术基础，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变为先进的工业社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从经济基础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从技术基础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1)在社会主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2)他在这里明确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他还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沉痛事实，总结出“落后必然挨打”的历史教训，论证了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近代以来我国之所以多次挨打，他认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在社会制度改变之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3)毛泽东和我们党有关发展科技经济的方针政策，正是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上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