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及对美政策的相应调整

抗战之初，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把美国看作一支同情与赞助中国抗战的力量，并希望美国在支持中国抗日力量和制约日本侵略能力两方面做出积极努力。但是美国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它制定对日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抗战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表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虽然使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但它们却仍然准备对日妥协，企图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把中日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既可以阻止日本法西斯“瘟疫”的肆虐横行，又可以防范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到 1939 年前后，英美两国对中国抗战奉行“不干涉”政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出现绥靖日本、制造远东慕尼黑的倾向。这使毛泽东与

中国共产党强烈感到英美等国无意制止日本的扩张，却是在“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⑧为此，中共中央于 1939 年 6 月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新的慕尼黑的可能。英美法自抗战以来一直保持“中立”，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国内外的进步力量来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

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考虑为中国的抗战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同时也要考虑内部环境。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武装和政权的非执政党，其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之初，就考虑到国际反日统一战线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两个统一战线相互促进的关系，希望英美等国能影响它们在华利益的代表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日联共的方向，避免走上降日反共的道路。抗战开始阶段，国民党与中共在军事上携手合作，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疑虑相对减弱。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诱降，蒋介石把战略重心移向防共限共反共，国共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逐渐增多，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暗中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活动的疑虑也随之增加。特别是 1939 年底至 1941 年初，蒋介石乘德意日与英美两大集团最后形成之时，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中共面临十分险峻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在打退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同时，加紧了对英美对华政策的抨击。

从以上看出，中国共产党自提出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策略之后，美国在援助中国人民抗日和赞成国共合作抗日两方面的表现都令中共感到失望，不仅如此，简直就是在起相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对美政策，将重心移向反对英美的绥靖政策及其破坏国共合作方面。

1939 年 4 月至 8 月，英法同苏联就共同抵抗德国侵略进行缔结互助条约的谈判，未达预期目的。其间希特勒竭力利用英法同苏联的矛盾，主动调整和改善对苏关系。苏联为了打破英法绥靖政策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于 8

月 23 日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乘机向英法及其附从国开刀。9 月 1 日德军入侵波兰，欧洲战争爆发，英法等国立即处于与德意尖锐对立的状态。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必然对共产国际产生重大影响。共产国际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目前存在的是德意日和英法两个帝国主义阵线和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和平阵线，因此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目前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反动势力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政策⑨。共产国际放弃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重新回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帝统一战线策略，既不符合当时国际政治的现实，又不符合各国共产党的实际，因而立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度的混乱。

中国共产党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改变策略路线的指示以前，已对英美等国采取了猛烈的抨击，因此，也不再强调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的时候，毛泽东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样，都属于“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因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只有“掠夺人民”这一个帝国主义的目的。甚至认为“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见解”⑩。基于对战争性质的这一认识，毛泽东强调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11)。争取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策，同苏联，同各国人

民，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12)。因而，新的统一战线可能的组成部分就“少了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

由于中国共产党此时将对美政策的重心从联合转向防范和斗争，因此自1939 年 9 月斯诺再次访问延安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英美记者能够进入中共控制的地区。这固然同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国民党加紧了对中共地区的封锁有关，但中国共产党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结盟，避免与西方记者接触也是原因之一。中共中央当时认为，“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系政治情报员，⋯⋯彼等政治态度依英、美政府对华政策为转移”，“在报章杂志中发表挑拨国共关系和不利于我之言论”(14)，因而一度关闭了延安的大门。

联合英美等国是为了实现共同抗日的目的。当联合的对象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与这一目标相悖时，联合就失去了意义。争取联合不等于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正像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愿望一样，对英美这一时期的对日对华政策进行必要的斗争，正是为了推动它们尽早放弃牺牲中国人民利益讨好日本的错误政策，转向积极抗击日本侵略、维护中国国内团结统一的正确立场。但是，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受到苏联、共产国际放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强烈影响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一度对是否能继续联合英美产生较大疑虑，这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受到影响。不过，这一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对英美两国的政策大体一致，但也有些区别。对英政策侧重反对其对日妥协，对美政策侧重防范其支持蒋介石反共。对这一时期美国逐步采取的一些制裁日本的措施，中国共产党仍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肯定。

值得提及的是，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受到苏联对外政策的较大影响，但是并没有因此在对内政策上产生连锁反应。即使在国民党一再发动反共高潮、中共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了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限度的必要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不过，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之间出现的矛盾，很快就成为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