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科技政策与战略上的贡献和失误

前面我们力求按照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散见于毛泽东著作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对毛泽东科技政策思想作出较为完整准确的概括。在开展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三个反差：一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同毛泽东的大量著作相比，同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哲学、文艺和教育等方面的著述相比，少而分散，不成比例；二是毛泽东在科技方面的论述同全党有关科学技术政策的文献相比，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这方面的著述相比，同样显得少而零散，不成比例；三是

毛泽东在科技方面虽然论述较少，但份量很重、观点鲜明、见解深刻、言简意赅，论述虽然分散在许多著作、批示和信件中，但涉及面却很广，有关科技与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政策和战略等许多方面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几乎都谈到了。对毛泽东有关科技及其政策和论述在量和质两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他一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点之所在，也看到他对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问题的思想，确实洋溢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智慧，散发着战略家的眼光，从中看到这位历史伟人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条件下所能做出的贡献和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与失误。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主要贡献及特点，概括地说主要是：

其一，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从科学技术的本质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上，尤其是从政策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基石上，来确定科学技术的政策和战略的。这也为我们指明了研究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二，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高度上，把科学技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革命力量，提出以科学实验和技术革命为主线的科技战略思想的，并倡导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力求探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道路。

其三，他提出了“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又红又专”等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造就科技队伍的重要原则，既体现了党对科技工作的正确领导，又符合科技工作的特殊规律，并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来表征其政策内容，而使其家喻户晓，深得人心。

总之，毛泽东在科技政策思想上的历史功绩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为我们党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与战略的形成，起到开创性、奠基性的作用，为我们建立完整的科技政策体系和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了正确的观点、思路和方法。他对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正确决策，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同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科技政策战略思想上也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失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战略实践上对技术革命的急躁冒进和用阶级斗争为纲对待科技工作，二是在政策理论上对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这种失误是同他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联系在一起的。让我们分别做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战略思想，主要是在 50 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开始他主张把社会制度方面的所有制革命同技术方面的生产力革命结合起来，但是在他的推动下原定 15 年实现的三大改造却用 3 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这导致他认为可以加快技术革命的步伐，迅速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尤其是 1957 年在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于 1958 年他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这当然正确)，并试图在“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之外，用“大跃进”的方法，以“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的群众运动方式高速度地完成技术革命。显然，这是试图超越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经阶段，使处在手工生产方式为主的中国，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来完成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二百年的两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这种对国情估计上的主观主义偏差、在技术革命上的急躁冒进和在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一

起，随着“大跃进”的失败而告结束。可惜，他关于开展技术革命并把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上的正确战略思想，也因此而未能坚持下来。由于他对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作出错误估计，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再也未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因而科技工作也相应置于次要地位。60 年代初尽管他提出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大革命运动的战略思想，但由于阶级斗争放在“纲”的最高战略位置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却当成“目”，从属于“反修防修” 的阶级斗争之“纲”而在现实中被忽视，这不仅未能实现“纲举而目张”的设想，而且“抓纲带目”变成“以纲代日”。所以，当 50 年代后期关于以技术革命为重点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在“大跃进”的战略实践上遭受挫折后， 60 年代以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为内容的科技发展战略，实际上基本成为虽有战略思想而无战略实践，虽有战略高度却无战略地位的一种空想战略。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统帅一切、统帅科技工作的思想，在“文革”中被“四人帮” 加以利用而被极端化，在科技界造成阶级斗争决定一切、冲击一切的恶果。这也是毛泽东本人始料未及的。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未能适时引导全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转到发展生产力上；他本人一度想转移工作重点却未能如愿。从客观上来说，由于他大半生都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形势迫使他主要致力于社会变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28)这恐怕不是自谦，而是准确的自我评价。即使从这个角度看，由于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斗争上，因而也未能找到适合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从他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工业“以钢为纲”和农业“以粮为纲”的“三纲”方针看，从他对科技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重视不够看(从他的一些论述看，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是明确的、强调的)，都说明他对生产力问题确实研究不够。这是他在科技战略的实践上既一度冒进而后又被搁置这种双重失误的一个主观原因。

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他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左”倾错误分析与估计。前面曾经谈到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重视造就工人阶级科技队伍，并且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状况做过相当精辟的分析和估计，并据此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失误在于没有根据情况变化重新做出正确估计，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而且当我们党贯彻执行这一政策，我国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1956 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毛泽东却作出相反的估计。他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数虽然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由于“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9)他不是用“为谁服务”的政治立场而是用世界观标准，而且以“完全”、“基本”属于什么世界观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就近乎用他自己一再反对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界值来苛求知识分子了。这种错误标准和错误估计，导致后来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而阶级斗争扩大化又使毛泽东否定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而认定阶级矛盾是长期的主要矛盾，并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这严重伤害了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感情。

1962 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再次重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央对此出现争论，周恩来要求毛泽东表态时，他竟未置一辞。这表明他仍然坚持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世界观标准与“左”倾估计。其结果是科技界知识界在“文革”中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被改为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错误方针。尽管毛泽东对科学家很尊重，同他们交朋友，却对整个科技队伍做出“左”的估计。他自己提出要建立的工人阶级科技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并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断定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因为这不是他理想中的世界观“完全”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科技队伍。即使如此，绝大多数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始终同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证明了广大知识分子确实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上述两方面的失误，主要根源于他晚年的某些“左”倾理论观点，也说明他带百空想色彩的某些理想模式的碰壁，同时还反映出他急切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意愿上的主观偏差，反映出他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某些努力遭受挫折。因此，他的这些失误虽然是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失误，但毕竟是探索者在探索中的失误，是为变革梨子而尝试梨子滋味却尝到苦果的失误。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同他一生对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一样，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晚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失误，现在可以告慰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失误，已经早为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纠正过来了。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气魄，从纠正毛泽东在科技战略与政策思想上的两大夫误入手，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在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队伍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的两个理论基石上，对毛泽东的科技政策思想作了创新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是中心、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协调发展战略思想，关于经济体制、科教体制、政治体制相配套的全面改革战略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以及有关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进入一个系统、成熟的新阶段，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组成部分而日臻完善起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也相应进入繁荣进步的黄金时期。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彻底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状态、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任务，无疑还需要做艰苦的努力，但光辉灿烂的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