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和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这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公元 1 世纪,中华民族文化便开始了与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当时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居于先进地位。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关系常常表现为主动的吸取。世界其他民族异质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曾经促进了中华

文化的创造和发展。

18 世纪,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后,文化、科学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机器所带来的生产力几年就超过了人类几千年发展的总和。资本主义比起封建制度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需要罪恶作为它的补偿和代价。帝国主义用极端野蛮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用大炮向中国输进了先进的近代的文化,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剧和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帝国主义日益加强对中国侵略,包括文化方面的侵略,在中国培植殖民的奴化思想;另一方面也开始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别求新声于异邦。”其中先进人物,顺应历史的潮流,大胆地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学说,把它作为思想武器,批判封建主义落后腐朽的文化思想,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代替封建阶级的旧文化。

中国人学习西方没有成功,国家天天坏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的科学原理一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中国改变了面貌,也解答了人们“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困惑,中国人民的精神也从被动转入主动。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呢?当时许多人,他们先是主张学习西方,而后又纷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寻出路;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侵略者用大炮迭来的西方文化,又多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就在此时,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决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吸收、借鉴外国文化这样一个复杂又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他首先肯定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意义,毛泽东不同意笼统他说中西文化“都很高”的观点,他认为,不是都很高,而是到近代,外国资本主义高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向全国人民系统他说明了

学习外国进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PGN0153.TXT/PGN>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根据新的建设要求,毛泽东在总结我国和苏联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其中就包括中外关系,再次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认为: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14)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学习外国的长处,就可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就可以克服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的片面性。基于这样的认识,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接着就有一个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的文化关系的历史经验,多次论证了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必须防止的两种偏向:盲目的排外主义和“全盘西化”论。

毛泽东说,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就是指她的盲目的排外主义。当时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他们对于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闭目塞听,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抱着天朝帝国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幻想。对外来的文化采取一概的排斥态度,这种排外主义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始终没有根绝过。

中国近代历史上,魏源首先看到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用以制止西方的入侵。但近代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学力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提出,用传统的“本末”、“道器”、“体用”之说来解释中西之间的关系。“中学为体”,就是要固守孔孟之道和封建的体系制度;“西学为用”就是要采取西方的科学技术, 富国强兵。这个口号后来实际上成了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但它在当时就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封建顽固派从体用一致的思想出发,指出“西用” 必然要危及“中体”,动摇中国封建立国之道、立国之本;而另一些先进人物则认为,如果不改变封建立国的“本”和“道”,只学来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能挽回大局,无补于存亡大计。当然,“中体西用”作为一定历史时期提出的口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的客观的实践的结果是与提出者的愿望很不一致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中体西用”的思想也就更加显出它的谬误。“五四”以后,就有人提出“全盘西化”论,他们一味称颂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否定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造成中国殖民地化这个事实,并且主张中国应该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不赞成盲目的排外主义,不赞成“中体西用”,也不赞成“全盘西化”。从政治上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已无法实行资本主义,全盘西化的结果只能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附庸,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在文化艺术方面,“全盘西化” 被接受的可能性也很少,就艺术而言,毛泽东说:

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艺术,后人

</PGN0155.TXT/PGN>还是喜欢它(15)。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艺术,但也适用于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在这里, 毛泽东与“五四”以后某些论者不同,他把中西文化的关系不仅仅看成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时间先与后的关系,还把它看成是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民族性是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根据,任何先进的文化思想只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以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才能被接受。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思想。他们指出,除了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以外,还存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他们在关于古今东西文化论争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主张,表现出在文化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还缺乏历史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对

待外国、西方的文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所谓坏的就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他们无法解释和处理复杂的文化现象。毛泽东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在党内的表现,认为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发生在党内的另一种“全盘西化”论。其特点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克服党内的“全盘西化”论。

吸收和借鉴外国进步文化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东西,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理论是如此,文化也是如此。向外国人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外国文化一切有益的成份,为我所用,用以创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第二,毛泽东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指出中西文化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如何吸收和运用的问题。他认为中学与西学不是“体”“用”的关系,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作了新的解释:“学”是指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但中外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样的,这就是民族的特点、形式和风格。这也就从哲学上指出了“明华夷之辩”、“中体西用”以及“全盘西化”等主张的形而上学的偏颇。“华夷之辩”,片面强调中西的区别,抹煞中西文化有共同之处;“全盘西化”论则相反,它完全抹煞中西文化不同的民族特点;而“中体西用”说则把中西文化关系纳入体用、本末、道器的关系。这些主张,虽然具体内容有异却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违反了中西文化关系中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中,集中地讨论了中西关系中的共性个性问题。

关于社会革命,毛泽东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16) 接着,毛泽东从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讨论文学艺术问题,音乐问题,他说: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17)。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为我所用呢?毛泽东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的一般科学原理并用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一般原理中西是共同的,但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形式又总是带着各自的民族特点。

毛泽东认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因此,“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习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18)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那总是从后面,总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就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下等动物身上透露的预兆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19)。根据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毛泽东倡导学习和研究外国近代的东西,用外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去研究中国的东西,努力促进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特点的结合,使外国的东西在中国新文化建设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这样就可以产生出新的丰富独特的表现形式, 就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新的飞跃。

第三,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的民族文化。毛泽东特别指出,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特点的结合,外国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在中国新文化建设实际需要基础上的融合,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搬’ 也是要搬一些的”;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也可以。毛泽东举了一些生动的比喻:“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20)洋为中用,就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一切有用的成份,最后达到中国优秀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出既不同于外国,又不同于古代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形式和新风格。

向外国学习,是不是就是洋化呢?我们的文化“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向外国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化”。事实证明,中国的文化,在吸收外国的长处,克服自己民族的片面性以后,不仅不会失落而且还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原有的特性,并且使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更好地统一起来,使我们民族文化更加光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