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人的形象化手法

毛泽东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然其中亦有比、兴。”这段话，我以为是着重从形象化手法方面来谈的。

关于赋、比、兴，历来有各种解释。特别是兴的解释，分歧更大。毛泽东引了朱熹《诗集传》中的解释。因为从总的方面看来，朱熹的说法还是比较允当的。

毛泽东诗词中使用比、兴手法的范例是很多的，并很有特色。关于比： 有明比、有暗比；有隐喻、有借喻；有拟人、有拟物。关于兴：有用于发端的，有贯串全篇的；有的融于景，有的托于物。而且大都兴寄深远。兴味无穷。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 分缕析，全面论及，只能稍举数例，以窥一豹。

先谈比。

毛泽东诗词中有全用比法的，如《十六字令三首》的二、三两首：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前一首写群山起伏、奔驰之势。诗人通过想像，把静态的群山描绘得仪态飞动：似波涛澎湃翻涌，似战马纵横破敌。后一首，诗人把山比成锋利无比的巨剑，刺破青天仍完好无缺；又比做巍然屹立的巨柱，支撑青天而不使坍塌。这些比喻都非常奇特、生动，不仅能状其形，而且能传其神。当然，这些词中还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如前者象征中国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后者象征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若这样理解，则这两首词就不仅是比法，而应该说是比而兼兴了。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说。

毛泽东诗词中的比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为明比，像“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被比喻物和比喻物之间标明了比喻词语。有的为暗比，像“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风云”暗指反动军阀之间的政治局势，虽句中并未出现被比喻物和比喻词语，但读者只须根据上下文稍作揣摩，就能明了它的喻意。

以上两种比法，都不难领会。至于说这些比中仍有深意，仍有兴味，那是另一回事，这里暂且不谈。

另有一些比喻，表面上是写景物或人事，实际上却隐指或兼指别的事物。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风物”一词表面上指自然界的风光景物，而实际上却隐指或兼指社会事物（按我的理解，在这里应是指新社会中的美好事物，而不应解作泛指社会上的任何事物，因为“风物”是个好字眼（13）。像这类比法，既不是明比，也不同于上述那种暗比，应称之为隐喻。

至于借喻，我以为应包括修辞学上所说的借代。它往往以部分代指全体和以具体代指抽象。如“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红装”一词，不应狭隘地理解为指涂脂抹粉和穿红着绿，而应理解为指一切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武装”一词，不仅限于指军人的装束，而是作为一

种热爱革命斗争的标志。这种手法有助于形象的具体性、鲜明性和生动性， 是很明显的。

拟人和拟物，我以为也属于比法。此种例子，在毛泽东诗词中很常见， 毋须枚举。如《念奴娇·鸟儿问答》，就把这两种手法都用了。一方面把某些人比做“蓬间雀，这是拟物；一方面赋予词中的雀儿以人的特征，又是拟人。只是这种比法往往容易跟以象征、寄托为主的兴法混淆，这一点，也待下文另述。

再谈兴。

关于兴的界说，最为纷坛。有人把兴理解得很狭，以为仅指咏物起兴一类。清人姚际恒就认为：“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诗经通论·诗经论旨》）有人又把兴理解得很宽，如黄宗羲就认为：“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南雷文定四集·卷一·汪扶晨诗序》）我是比较倾向后一说的。我以为兴除了用于发端的“借物以起兴”之外，也有通篇为兴体的。举凡寄托、象征之类，都可归入兴法。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比显而兴隐”，即认为比法相对说来是较明显的，而兴法却往往“环譬以托讽”，用各式各样的景物为象征来委婉地寄托侍人的思想感情。释皎然在《诗式·用事》中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也就是说：凡着重从形象上打比方的为比法；着重用形象所包含的意义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的为兴法。因此钟嵘称兴为“兴托”（《诗品·卷中》），陈子昂称兴为“兴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诗词中的兴法用得很宽，有用于发端的，如“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表面上是写黄鹤楼头即目所见之景，却给景物染抹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泄示出诗人的主观爱憎，使读者产生无穷的联想。有贯串全篇的，如《七律·冬云》，用一连串景物为象征，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斗争的形势；热情地歌颂了敢于坚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并辛辣地嘲笑了敌人和胆小鬼，形象地刻划出他们的虚弱本质和丑恶面目。这类兴法， 往往容易跟以拟人、拟物为主的比法混淆。我以为：凡诗词中所写景物显然只是用作比拟，舍此外别无其他字面意义可求的属比法，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即属此类；凡诗词中所写景物虽象征含义亦颇明显，但字面上仍可视为写景赋物的应属兴法，如《卜算子·咏梅》，即属此类。

毛泽东诗词中的“兴寄”是很深远的。有的融于景，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白云山头云欲立”；有的托于物，如《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天高云谈，望断南飞雁”。这些，我们乍一读来，觉得只是在写景物。但多读几遍，多想几番，就觉出其中兴味无穷。把“云”拟成人状站立起来，这是比法；但诗人的本意并不在写云，而在写红军的昂扬斗志。同时通过景的渲染，为一场激烈的战斗烘托气氛，让读者从中寻味出许多含义，这就比直说“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红军战士个个义愤填膺，从山头上猛冲下来”要生动、隽永得多。“南飞雁”是即目所见之物，看似寻常， 但一经诗人加上“望断”二字，就使读者感到有无限深情寄托其中。因为雁飞向南，正是我红军当时所从来的地方，那里还有许多留下的同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卓绝的斗争，还有广大的根据地人民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同时也还有许多红军部队，包括一些伤病老弱的同志还在途中跋涉。诗人遥望南天，当时具体想了些什么，我们固不可得知，但我们联

想起古代鸿雁传书的故事，忖度诗人此时此境的无限深情，说他希望群雁给南方人民传去红军长征胜利的喜讯，传去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传去他对南方人民的关切和慰问，从情理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像这样兴寄深远、兴味无穷的例子，在毛泽东诗词中可谓比比皆是。这也就是毛泽东诗词为什么诗味浓郁、诗趣横生的奥妙之一。

毛泽东除惯用比、兴手法外，有时也用赋法。像《如梦令·元旦》词：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除词末用了个明比外，通篇都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按我的理解：“敷陈其事”意即多方面的描写和叙述。这种手法，也同样需要通过形象思维捕捉那最富特征的典型场景，把它集中、概括起来，以表达诗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如梦令·元旦》只用了三个跳动的地名——宁化、清流、归化，交代这次行军的线路；用了三个并列的主谓结构短语——路隘、林深、苔滑， 描绘了途中的典型场景；接着便急转直下，点明了进军的方向和目的地—— 武夷山下；然后融情入景，以极富诗意的画面，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革命豪情的胜利信心。这样，就把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在古田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不畏艰苦，不惧险阻，高举红旗向前挺进的英雄气概和崭新面貌生动地刻划出来了。这有似一幅壮丽的行军图，展现在我们眼前，有似一支雄强的进行曲， 嘹亮于我们耳际。因此，有的人认为赋体只须直说，毋须形象思维，也无诗味，那是大大的误解。

赋、比、兴三者，在诗歌创作中是不可偏废的。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它们各有各的用处。用比、兴，固往往能引人入胜，给读者以无穷的联想和寻味的余地；但赋体用得好，也能“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极尽其巧；有时且直抒胸臆，以典型的感受感染读者。如宋代大诗人陆游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通篇都用赋体而感人至深，即是一证。

钟嵘《诗品·序》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但若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像李商隐的某些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14），意则深矣，但有时就未免流于晦涩。而宋代许多诗人，一反唐人规律，“尚理而病于意兴”（15），不注重形象思维，其尤甚者，更以语录入诗，自然味同嚼蜡了。毛泽东有鉴于此，指出“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 正是对古今诗歌进行了全面考察然后作出的科学结论。而毛泽东诗词在使用赋、比、兴等形象化的手法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典范。

诗人写诗，往往把赋、比、兴三种手法交叉使用。有些赋中兼有比、兴； 有些比中有兴，兴中有比，兴或类比，比或类兴。在这点上，姚际恒说得对： “分兴为二，一曰‘兴而比也’，一曰‘兴也’。⋯⋯如是，使比非全比， 兴非全兴，兴或类比，比或类兴者，增其一途，则兴、比可以无淆乱矣。” “其比亦有二，有一篇一章纯比者，有先言比物而下言所比之事者，亦分之， 一曰‘比也’，一曰‘比而赋也’。”（16）实际上，又何只比、兴各分二种；细分之，亦当有“赋而比也”、“赋而兴也”、“比而兴也”、“兴而

赋也”之目。毛泽东诗词中也常出现这种情况。郭沫若在谈及《七律·到韶山》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诗句时，就认为“前者是象征性的手法，所谓‘比而赋’也。”（17）这样，我们也可以回答前面已提到的问题：《十六字令三首》的二、三两首，是“比而兴”也；《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是“兴而赋”也，但其中亦有比（像“枯木朽株”、“飞将军自重霄入”、“横扫千军如卷席”都是比语）。《如梦令·元旦》整首为赋体，而“风展红旗如画”一语却又兼用比、兴。由此可见，有些人把赋和比、兴完全对立起来，认为用比、兴的才是形象思维，用赋的就会味同嚼蜡，那是不符合毛泽东原意的。

又诗的解释往往因人而异。姚际恒说：“古今说诗者多不同，人各一义， 则各为其兴、比、赋。”（18）同一首诗，有人作这样理解认为是赋，有人作那样理解认为是比或是兴，是常见的事。像《沁园春·长沙》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两句，有人认为是“象征当时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和大好的革命形势”，有人又反对作此猜测。因此是兴是赋，众说不一。这样是否意味着真如董仲舒所说“诗无达诂”了呢？那也不对。毛泽东曾指出：诗有达诂，达即通达，诂即确凿。我们要准确地领会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和艺术，就必须充分注意“通达”和“确凿”这两条。

总之，毛泽东在诗歌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为我们留下了极丰富、极宝贵的遗产。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更好地继承这一优秀遗产，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新诗、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人民的作品而不懈努力！

毛泽东诗词将作为我们用形象思维方法写诗的光辉典范。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