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仍然是进行革命战争。这一时期， 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思想已经最后形成并得到全面展开，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不断得到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除了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战争外，还开始在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种建设除要求共产党人首先明确回答是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外， 还要求必须回答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这就促使共产党人开始着手对文化问题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包括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以及它们的正确的关系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大批大批经济中心地区的向往光明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涌入了革命根据地，他们的到来，将各种文化观也带进了革命阵营。这一方面对繁荣革命根据地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也对革命根据地健康发展的文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本来不成问题的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成了问题；如宗派主义的中医学文化观与宗派主义的西医学文化观，开始各自找阵地，独立山头，对发展党的卫生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情况，就加快了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以及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从“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从关心民众疾苦等出发，在“用中西两法治疗”思想的基础上，对中西医关系及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个核心问题，是决定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方向的问题。毛泽东在提出要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又提出，医学文化及党的卫生事业，应当为革命战争服

务，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⑧，“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⑨。他还说：“还有文化建设”， “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个乡有一个小医务所”⑩。“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1)很清楚地阐明了党的卫生事业只有坚持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了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同亿万群众结合起来，才能使医学文化更好地为保护社会上最重要的生产力和军队的有生力量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从而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新医学文化能否创造成功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倾心探讨的基本问题。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两种大医学文化。这两种医学文化，在中外大文化撞击中，自然也产生了撞击，有火花，也有负效应。为了党的卫生事业建设能够健康和顺利地发展，毛泽东从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和中西医文化的客观情况出发，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最先提出了发展中国医学文化的正确道路的构想。

毛泽东在注意医学文化“中西之比较”后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长期以来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西医文化，也是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的结晶，同样有着自己的体系。此二者，各有所长，都对人类的健康有着巨大的作用。基于此种认识，毛泽东就如何处理中医学文化与西医学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一步步提出具有发展方向性的见解。1939 年，为了消除中西医文化相互轻视的现象，他对卫生事业作了“打破宗派主义”的题词。1940 年 1 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他指出：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态度，清理传统文化的原则和吸收古代文化精华的目的。对于外国文化，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就阐明了，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全盘西化”论更是错误的，必须抵制。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已形成，包括对待中西医学文化的基本观点。1944 年 4 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12)。10 月，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他又说：“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

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 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13)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初步提出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1947 年 3 月至 1948 年 3 月，在转战陕北的岁月里，毛泽东仍然在对中医中药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曾在访问农户中了解到黄河边的吕家坪地区出产一二十种中药材，乡间祖传中医也不少，群众看病抓药比其他地方要方便些等情况。由此可知，毛泽东是希望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对中医学文化的认识的。毛泽东以上关于处理中西医学文化的思想和指示，对于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群众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促进中西医学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根据毛泽东这些思想，陕甘宁边区政府多次召开有关会议，通过了相应的提案，如“发展国医加强卫生案”、“提高中医地位以开展国医工作以济病民案”、“成立国医学校案”、“切实执行优待国医条例案”、“加强国医研究开发边区土产药材克服战时医药困难案”等；提出了“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的方针；监督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劝中医师公开秘方，学习现代医学以改进业务。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地区，首先打破门户之见，实行中西医合作，为实践毛泽东“中西医合作”思想，创造了中国的第一。1945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总会，林伯渠、李鼎铭提出“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口号。这些都对共产党人的卫生事业和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由上述可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中西医合作”的思想，是对“用中西两法治疗”主张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探索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可喜成果，不仅丰富了毛泽东文化思想，而且在中国中医中药学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不过，这种发展还是不够成熟的。毛泽东认为“新医”比“旧医”高明即西医学文化比中医学文化高明，甚至有时将巫医包括在中医学文化之中，并且主张以西医学文化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中医学文化，就含有以西医学文化为主以中医学文化为辅来发展中国医学文化的意思，很值得商讨。1950 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里的“高明”一词，在 1950 年以前有的《毛泽东选集》的版本中是“科学” 一词，可见，毛泽东有时是把“高明”一词和“科学”一词通用的。笼统言中医学文化没有西医学文化科学，这是只看到中医学文化没有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明它的道理，就从某种角度否认它的治疗的实际效果乃至其独立发展中所应当具有的重要地位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应当说，既然中医学文化数千年来在为中国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的斗争中是曾经有过伟大的贡献，对人类是有用的，能收到较好的治疗的实际效果，就是科学，这中间就包含着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成分。中医学文化存在着许多西医学文化所没有具备的优点或特点，它的许多重要的经验是西医学文化没有能够全部包括进去的，西医学文化也不可能在一切方面替代中医学文化。因此，笼统地说中医学文化不如西医学文化高明或科学，甚至有时将巫医和中医学文化混在一起谈，是不科学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在延安时期，虽然毛泽东没有任何轻视、歧视中医学文化的思想，但是却也未能够完全用科学的观点去理解中医学文化内在的合理性。他的关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还不很清晰，对待中医学文化的认识仍需要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