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⑩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毛泽东逐步改变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一时期，从国际上来说，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从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艰难探索时期。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表明，中国仍需继续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定和平的建设环境。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联苏抗美，而不惜同时和美、苏相对抗呢？这与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有关。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一些理论问题、国际共运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而不应影响两国正常关系。但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

面对苏方不尊重中国主权的对抗态度，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毛泽东不再争取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他毅然放弃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逐步把苏联作为当时所称的修正主义确定为中国的对立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1960 年 12 月，毛泽东在会见委内瑞拉加拉斯加市议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列在一起斥为“三个鬼”，以后又作为“三种坏人”和“国际上有三个口号”，把上述三者加以罗列。1963 年 9 月，毛泽东在同日共中委竹中恒三郎谈话时指出：目前有两种力量，一种是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重新组合；另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革命联盟，即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在逐步靠拢或迅速靠拢他们。同年 12 月毛泽东在会见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时，进一步指出：修正主义要同帝国主义一起共同对付马列主义。但至此，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具体对象；这一具体对象是在 1964

年 1 月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已时提出的。他说：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同年 3 月，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外相朴成哲和日共访华代表团的谈话时，先后提出“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概念，即“反帝”的统一战线和“反修”的统一战线。

总之，为了与美、苏压力和威胁相抗衡，中国必须在世界上寻求广泛的支持，拓宽外交局面，这便是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建立“反帝、反修” 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必要之所在。

毛泽东认为“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所以有可能提出还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

“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早在 1946 年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

概念。到 60 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在他们的盟国中，独立自主的倾向开始有所发展。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中立的道路，不结盟运动应时而起并日益壮大。根据变化的世界格局，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这一理论表明美苏之外的国家都属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按照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而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矛盾日益加深。事情很清楚，中间地带发展的趋势将是独立于美苏之外，并能与美苏抗衡的一支强大国际政治力量的产生。这种世界格局为毛泽东实施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对于美、苏当局本质的清醒认识。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毅然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民族气概，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他对美、苏当局本质深刻认识基础之上

的：第一，美国的扩张政策决定它必然要灭亡。美国是各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毛泽东形象比喻说：美国是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帝并不可怕。第二，苏联处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条规律，每当苏联要同美国搞政治交易时，总要搞我们一下，目的是要让美国知道，他们同中国不好，同美国好。但美、苏都想称霸，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矛盾不可解决。所以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使它们分开的东西比使它们合在一起的东西要多得多。第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它们内部各自都有许多矛盾，四分五裂，并不是铁板一块，貌似强大，其实很虚弱。据此毛泽东论断：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从而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反帝、反修”的国际战略树立了坚定的信心。

为了顶住美、苏的压力，毛泽东一方面寻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侧重于增强本国实力，以加重中国与苏、美抗衡的战略地位。这一时期他在国内先后提出了“多、快、好、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旨在探索本国建设道路的“十大关系”。毛泽东希望中国甩掉经济弱国的帽子，成为工业化强国的心情，在这一时期与外宾的谈话中，表现的尤力强烈和迫切。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国际战略中，所强调的“反帝”和“反修” 的分量并不是平行的。由于他认为：美帝国主义已代替英、日，法帝国主义，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受美帝的压迫；美国想变中国为它殖民地的梦想始终没有放弃，它在中国周围建立许多军事基地包围我们。而中苏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苏两党不团结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世界革命，对中苏两国本身也是很大损失。所以，在“反帝、反修”两条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把侧重点又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

现在有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把这一阶段中国的外交格局说成是中国“以我为中心的、内向型的思想传统的影响”，是“中国把自己推向双重的对抗之中”(11)。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两反的外交格局实际上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严峻国际形势下被迫形成的。它是毛泽东不畏强暴、自主自强的民族气概的产物。这一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中国这一阶段的对外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从 1957 年 2 月到 1965 年 7 月，中国先后同 23 个亚、非、拉国家建交；并同周围一些国家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若干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第二，积极开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工作。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其突出成果是中法建交，这使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一个缺口。对日本，通过民间外交保持和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为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两方面外交工作局面的打开，使中国顶住了美苏两家的威胁，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并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后期，由于受到强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当时国内“左” 倾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问题上也有些“左”的偏向。比如：对第三世界的革命形势和世界战争危险估计偏高；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则了解注意不够；在国内批评“三和一少”，强调不能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认为“所谓和平共处事实上只适用于中立国家”(12)。这些“左”的偏向对当

时的外交工作，是有一定消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