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

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①

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据这个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从事创造。可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是处在一定历史的传统之中，问题在于我们对历史的传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在长期的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后一阶段的文化总是继承了前一阶段的文化，才能得到发展。但这一继承，在封建社会里，虽然也曾表现为儒、法、墨、道、佛种种文化思想之间的斗争，这之间的斗争有时也很激烈，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以及封建文化的范围内进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历史的自然的延伸。现在我们所说的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与过去完全不同。以“五四”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推翻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在文化领域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来取代旧的封建文化。因此，新文化首先是新的政治经济的反映，而不是旧文化的自然延伸。这样就在用新文化取代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文化的革命建设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能不能因为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就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呢？如果不是全盘否定，那又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这就是问题复杂性的所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回答了这个复杂的问题，是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首先指出所谓民族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是封建时代创造出来的。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文化。中国革命基本任务，就是反对和推翻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治，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取代旧的封建文化。其次，毛泽东又指出，新文化是从旧文化发展而来的，新文化的创造不能脱离历史文化遗产。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封建时代创造出来的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采取无批判的兼收并蓄，而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对文化遗产予以分析，分清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对于

我们今天新文化建设是有用的，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必须予以抛弃。毛泽东把它称为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的领导者们曾经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作过斗争，但是只打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去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②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曾作过广泛的介绍，倡导思想启蒙，鼓吹维新改革，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的旧文化；但在“五四”以后，又转而否定西方文化，提倡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章太炎一生的思想和活动，更说明问题。他早年学习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信仰进化论，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和思想启蒙。他的思想超越了康、梁。他利用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的造诣，反戈一击，公开和直接地批评孔学和孔子。因作《訄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序，被监禁上海西牢。但不久，就对西方文化失去信心，又转而向传统文化寻求出路。提出：“第一是用宗教来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③晚年刻《章氏从书》，自藏其锋芒，先前斗争的文字，多被刊落，“遂身衣学术华衮，粹然成为儒宗”④，都是明显的例子。后来的东方文化派，则对西方文化采取排斥态度，力主回归传统。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运动，当时的一些领导人物和进步人士，对于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抨击，表现出冲决封建罗网，砸碎旧的精神枷锁的可贵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们中许多人那时的思想还是以进化论为武器，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对待历史的文化遗产常常表现出一种全盘否定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充分肯定五四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伟大功绩的同时，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他说：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的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⑤。

应该指出的是，在近现代中国，古今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常常表现为中西之争。一部分人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把中国的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只有外国的东西好，一切皆好，提倡“全盘西化”，这是形式主义向右的方面的发展。另一部分人，毛泽东指的是党内的部分同志，他们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只懂得希腊，只懂得外国，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注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犯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方面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呢？毛泽东认为，首先，要克服和纠正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盲目崇拜、全盘继承和一概否定的形式主义态度和方法，对历史上存在的文化遗产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经过分析，把遗产分成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两个部分，即“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⑥，而绝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对于过去时代

的文艺要“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⑦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检查的标准，一般来说对整个历史文化遗产也是适合的。

一是对待人民的态度，一是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这两条检查历史文化遗产的标准是一致的。但明确提出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就给我们判断历史人物及其功过、判断历史文化遗产优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化遗产进行历史考察，反对一切非历史主义和形形色色庸俗化简单化的作法，坚持了人民性与历史观点的统一。根据这个标准，毛泽东对封建社会历史上许多主张改革，促进生产和社会进步，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进步的封建阶级的人物，都给以肯定的评价。他高度评价唐朝的二王（王丕、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等），清朝的魏源、龚自珍、林则徐，肯定他们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他对文化史文学史上有所创造，起过作用的作家作品也十分重视，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建国以后，我们有可能在更大的规模和深度上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清理、评价和吸取的工作。1960 年 12 月，毛泽东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对此又作了更加具体和深入的阐发。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⑧。

毛泽东在这里对封建主义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作了更加具体的分析，提出三个区分，即：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反封建的东西、人民的东西区分开来；对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又对不同时期创造的文化加以区分；就是人民创造的文化，也要加以分析，看它与当时占统治地位封建文化的关系和受影响程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理论的新发展。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闪耀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的光辉。

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毛泽东反复说明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毛泽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学习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可以激发爱国主义的热情，提高民族的自信心，鼓舞人民去完成打败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第二，学习历史遗产，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的特点及其优秀传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完成无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把学习历史，学习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看成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在延安举行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提出除了学习革命理论，了解实际以外，还要学习历史，学习和总结优秀文化历史遗产。毛泽东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⑨毛泽东在这里指的就是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王明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的民族传统和特点，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只知道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搬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⑩ 的道理。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历史以及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称它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影响。但这时，王明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针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思想，错误地提出“不能以旧中国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11）把提倡学习历史，学习历史文化遗产，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成是用旧中国文化学说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把我们对于国际经验的研究、运用和民族化对立起来，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第三，学习历史，学习历史的文化遗产，是为了创造新的文化。毛泽东多次指出，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为了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古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不仅要联系当时的实际，科学地分析它的历史价值，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还要从今天现实的情况和需要出发，研究它们对今天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只能吸收“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于我们有用的东西”，“中国人民实际需要的东西”，把古代有价值的东西，今天有用的东西，经过胃肠消化和吸收，成为新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

继承和借鉴的目的是新文化的创造；而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又是从事新文化创造的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学艺术的创造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时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12）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文野、粗细、高低、快慢之分，前三者主要是指水平、质量来说的，后者则是从发展的速度来说的。总之，只有善于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才能使新文化更好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