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作州兵”与鲁“作丘甲”

《左传》僵公十五年又云：

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俱，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

这个“作州兵”，古今注解，并不尽同。杜注云：

五党为州；州，三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 沈钦韩《春秋左传补注》云：

按《周官》，兵器本乡师所掌，州共宾器而已，今更令作之也。惠栋《春秋左传补注》云：

作州兵犹鲁之作丘甲也。洪亮吉《左传诂》云：

作州兵盖亦改易兵制，或使二千五百家略增兵额，故上

云“甲兵益多”，非仅修缮兵甲而已。今人蒙文通在其《孔子和今文家》一文中，据《周礼》“遂”即“野”不出兵，则说：

诸侯三郊三遂，《管子》谓统州者、谓之遂，作州兵就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按上五说，前二者谓“作州兵”是为了扩大兵甲制造所，似有未妥；后三说皆谓它是一种兵制改革，特别说它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颇有道理。

《周礼·地官·载师》注引《司马法》云：

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

《管子·度地》又云：

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

《司马法》的“州”，无疑是在“郊”外。从遂、术可以通假看来，《管子》“术十为州”的“州”也在“郊”之外。“州”在“郊”与子野”之间， 适与《周礼·载师》职的“远郊”相当。我们知道，“州”本是“野人”所居地区，不服兵役，如今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要“州”之“野人”也出兵， 足见“国人”与“野人”的区别已经消失矣。按着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

兵力，晋献公扩充军备，作二军（《左传》闵公元年）；晋文公搜于被卢， 作三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三年后搜于清原，作五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八年后舍二军，复三军之教（《左传》成公三年）；到了公元前五八八年则改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永为定制。当时的军队来源，史载甚简，虽难推测，但是由其二军为三军、五军看来，当是“作州兵” 的直接结果。其增加的军队大概包括“野人”无疑。又如，《左传》成公元年说：鲁国“作丘甲”；昭公四年说：郑自“作丘赋”。“丘”本来也是“野人”居住的地区，既不当兵，也不出“丘赋”。而今鲁、郑两国都要“丘” 和“野人”出丘甲出兵赋，也与过去的旧习不同。所以《谷梁传》成公元年说：

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这就说明，鲁、郑与晋国一样，“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已经泯灭，“野人” 也能服兵役了。

春秋时代，各国扩充军队和以“野人”为军，在时间上虽然先后不一， 但大体上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野人”普遍地有了当兵资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掩司马，令尹“使庀赋，数甲兵”，大概也是编“野人”为军队的。所以楚王后来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皆赋千乘⋯⋯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六世纪以前，诸侯的兵力还不大。齐桓公称霸时也不过兵车八百乘（《国语·齐语》）； 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八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后来的晋、齐鞍之战。晋军也只出八百辆（《左传》成公二年）而已。几十年后的晋国变得如此全国皆兵，大概与“国”“野”关系的消失、“野人”可以为军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