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和青铜器研究的发展

青铜器的分布很广，北至东北、内蒙，南至湖南、江西，东至海滨，西至陕西、甘肃这一片，纵横几千里的广大地区都发现有青铜器。而在商周王畿所在的河南、陕西为最多。其他边远地区的铜器往往带有其地方特色。早在汉代的文献中已有关于商周铜器出土的记载，东汉许慎被认为曾见过商周金文。北宋以来，青铜器等古代文物相继出土，因而产生以此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有关著作就有十来种，如《考古图》（吕大临，1092 年）、《宣和博古图》（王黼，1123 年）等。书中按比例描绘古器图形、考释文字、记录古器物容量、出土地及藏家。清代，青铜器出土益多，其研究的成果亦远远超过宋代，出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1804 年）、《■古录金文》（吴式芬，1895 年），《愙斋集古录》（吴大濬，1896 年）、《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方濬益，1899 年）、《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刘体智，1935 年）、《三代吉金文存》（罗振玉，1937 年）等一批著作。只《西清古鉴》（梁诗正等）等四书，就收录古器千余种。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传入我国，结合考古发掘工作，金文资料的积累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了文物保护法令，杜绝了古物的外流， 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工作。金文材料的搜集、集中、整理工作进一步展开，有关研究著作陆续发表，大型的汇集工作亦着手进行，金文研究一步步深入。

金文研究时至今日，发表著作、专书和论文不下几千种，只就专著来说， 属于目录方面的有：《历代著录吉金目》（美国福开森，1939 年）、《金文著录简目》（孙稚雏，1981 年）、《新出金文分域简目》（考古所，1983 年）等。金文之属于字典方面的有：《金文编》（容庚，1925 年，1939 年， 1959 年，1985 年）、《古文字类编》（高明，1980 年）、《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1981 年，1985 年）等。金文之属于通论方面的有：《商周彝器通考》（容庚，1941 年）、《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1958 年）、《中国古代青铜器》（马承源，1982 年）等。金文之属于资料方面的书籍甚多，除了前举《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及《三代吉金文存》等书之外， 主要的还有：《宝蕴楼彝器图录》（容庚，1929 年）、《颂斋吉金图录及续录》（容庚，1933 年、1938 年）、《武英殿彝器图录》（容庚，1934 年）、

《双剑誃吉金图录》（于省吾，1934 年）、《海外吉金图录》（容庚，1935 年）、《十二家吉金图录》（商承祚，1935 年）、《善斋彝器图录》（容庚，1936 年）、《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录》（黄濬，1936 年）、《痴■藏金及续集》（李泰棻，1940 年、1941 年）、《岩窟吉金图录》（梁士椿，1943

年）、《商周金文录遗》（于省吾，1957 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考古所，1962 年）、《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陕西省博物馆，1963 年）、《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博物馆，1964 年）、

《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考古所，1965 年）、《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

（陕西考古所等，1979 年）、《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同编辑组，1981 年）等。日本出版的金文之撰著有：《欧美搜储支那古铜著华》（梅原末治， 1933 年）、《日本搜储支那古铜青华》（梅原末治，1959—1962 年）等。

澳大利亚出版的有：《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巴纳、张光裕，1978 年）。

关于金文资料总结的著作，台湾省有《金文总集》（严一萍）与《商周金文集成》（邱德修）。国内最近出版有《殷周金文集录》（徐中舒，1984 年）一书，收解放后新出土的铜器铭文九百七十三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辑的有铭铜器达一万余件的《殷周金文集成》亦将陆续出版，更是集金文之大成的著作。

至于有关金文的考释方面，除前举《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之外，主要的还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1932 年、1935 年、1958 年）、《吉金文录》（吴闿生，1933 年）、《双剑誃吉金文选》（于省吾， 1933 年）、《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1952 年、1959 年）、《西周铜器断代》（陈梦家，1955 年—1956 年）等。而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1962

—1984 年）已出五十六辑之多，在考释方面亦可谓集大成之作。

目前在金文研究领域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是对西周历谱与西周王年、铜器的绝对年代等解释。这些问题虽经许多学者殚心研讨，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但也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理解，它的解决也还有待于更加深入地研究， 以得出更明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