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春秋战国之际新的阶级出现春秋战国之际的新旧过渡

春秋战国之际，旧的制度、旧的等级已经开始动摇，新的制度、等级以及新的阶级产生了。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渡时期。

春秋末期，有一次，齐景公和晏婴坐在路寝上，景公望着对面豪华壮丽的宫殿，感慨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回答说：“其陈氏乎？ 陈氏无有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锺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景公听了，问怎样才能改变这一情况。晏子说：“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 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慆（慢也），大夫不收公利。”①礼，在古代本来有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而齐景公时已失去这种作用了。本来确是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慆的，而今恰恰相反，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慆了。晏婴所谓的礼，当然是指旧制度而言，如在井田制度时，确是民不迁、农不移的。在“工商食官”制度时，工贾各有专业，确是工贾不变的。在等级制度时，确是可以做到士不滥、官不慆的。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礼崩乐坏”的局面终于愈演愈烈。

战国以后，铁器的使用已更加普遍。凡农具、工具以至女红所用的针都是铁制的了。这大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工、商业的进一步分工。恩格斯说：“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守着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各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②这番话正好象是针对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情况说的。《孟子·滕文公上》载盂子和许行之徒陈相的对话：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 “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 “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 “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 “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害）陶冶；陶冶以械器易粟，岂为厉农夫哉？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官中而用之？ 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子人。天下通义也。”

孟子的话是极其富于逻辑性。他一层层地反问，使得陈相自陷于矛盾之中。从孟子的话中，可见战国时期确已由社会分工而产生农、工、商阶级、“治人”和“治于人”的两大对立阶级。许行之徒自称是信奉“神农之言” 的。他们主张“君民益耕”，共同参加劳动。这正是原始的公社共同耕作制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氏族、部落的存在，因此还保留着公社的共

^{①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②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160 页。}

同耕作制。但是孟子所讲的井田制已经是等级和阶级对立下的井田制，即“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井田制。旧的形式而新的阶级关系，所以他反对许子之徒的“君民并耕”的主张。

春秋末期所发生的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慆的社会现象，为战国以后不同阶级的形成具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