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的出现

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乡、里的产生，促进了郡县制的发展。乡、里本较郡县产生的早，当郡县还在边境出现时，乡、里已在中心地带形成，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因而奠定了郡县广泛推行的基础。所以，我国的郡县制尚未形成煎，在各诸侯国之下是乡、里、而不是郡县。例如：《墨子·尚同上》云：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 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

《尚同中》又说：

是以数千里之外，有为着者，其室人未徧知，乡里未徧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乡里未偏闻，天子得而罚之。可见，那时的国君是直接与乡、里中的官吏发生关系的，而没有经过郡县。

县的起源，或举楚或举秦，今难详证，不过早期的县大抵都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公元前 627 年，晋国胥臣荐举郤缺有功，文公赏以“先茅之县”

（《左传》信公三十三年）。公元前 294 年，晋胜秦于辅氏，“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大伯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室，为其居住之处，故用作计算单位。室的内涵，主要为土地，其外还有妻、孥、大家族成员、臣僚、仆庸和奴隶以及“器用、财贿”（《左传》文公七年）。所以， 韦昭注云：“室，妻妾货赂”。这里室、县并称，其私有性质甚明。后来， 楚国声于告诫令尹予木开赦伍举之罪，因为伍举准备投奔晋国，“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叔向是晋国的名族，伍举有“县而与之比，更可推知这是作为私人采邑的县。县之别于一般采邑者，大概比一般采邑为大，出得起重赋。所谓“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 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左传》昭公五年），县与大家、强家互称，饶有意义①。

最初的县都设在边地，《淮南子·主术》高诱注云：“县，远也。”甚是。这些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国君任命的县之长官是可以世袭的。例如，楚的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而继任者申公斗克（字仪父），就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季， 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亦称原同。再如楚的申公巫臣奔晋，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伯或邢侯。春秋初年，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集权， 加强边地的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来的小国改建为县，不作为卿大夫的封邑。县之不同于封邑者，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一方面便于国君的集中统治，另方面又加强了边防。《左传》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于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道：“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便是其证。到了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经多起来，所以便出现了所谓“九县”（《左传》宣公十二年）之类的记载。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变化，晋国出现了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就在他们的领地内推行了县制，因而县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

^{① 详见徐喜辰《春秋时代的“室”和“县”》，载《人文杂志》1983 年第 3 期。}

组织。到了春秋末期，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 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然远较县为大，但其地位要比县低。所以赵简子在作战时宣誓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随着春秋战国间政治形势的发展，郡县制便由边地向内地推移成为乡、里之上的一种机构。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即郡下分设若干县，当是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以后的事情。

春秋时代，设有正式县制者，似乎只有晋、楚两国，其他各国虽在文献中有县、郡等记载，似有问题。例如《史记·秦本纪》说秦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这里的县，或即“县鄙”之意。以眷秋时期秦国尚很落后，特别是从《史记·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所载商秧变法时才“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观之，在此之前，秦国似无县制。公元前 651 年（鲁僖公九年），秦纳晋惠公，《国语·晋语二》载惠公对秦使曰：“君实有郡县”，春秋时，楚国未闻有“郡”，晋“郡”又在县之下， 因而《晋语》所云，似为战国时人的口头木语，不可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