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附《国语》

相传孔子据鲁史修成了《春秋》，按《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的著录，可称为《春秋经》。其书涉及各国之事，而以鲁国为主，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当局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 722 年），

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当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 481 年），计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春秋经》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学家的意见大致相同， 即由于《春秋》是编年体，年有四时，不能偏举四字以为书名，所以交错互举，取“春”“秋”以包“夏”“冬”。当时，不论周王室或诸侯国，均有史官负责记载周王室或本国的历史，但其书名并不一样，如晋叫“乘”，楚名“梼杌”，秦称为“记”，周、鲁、燕、齐则称之为“春秋”。《管子·法

^{③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92～93 页。}

^{④ 详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

法》说：“故《春秋》之记，臣有弑某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鲁哀公向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 何为记此？”《战国策，燕策二》记苏代说：“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著于《春秋》。”可见，《春秋》本是一个普通名词，到孔子据鲁史而修《春秋》之后才成了《春秋经》的专有名词。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经》“王道备，人事浃。”这里的王道，就是指的周礼。鲁史记事本来就是结合周礼的，所谓“《春秋》以道义”、“《春秋》辨是非”（《史记·太史公自序》），都是其证。但在春秋时期，鲁国已不能尽遵周礼，所以孔子有“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说法，他也不是全盘照搬周礼，而是有所斟酌损益的。不过，哪些是依周礼，哪些作了损益，这在《春秋经》里已经分辨不清了。编写历史与周礼联系起来，则是《春秋经》对旧贵族奴隶主传统文化的依恋，是它保守的一面。《春秋经》对于人事，不仅注意所谓善恶，也还认真记载其得失成败。书中所记水、旱、雪、霜、地震等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处理的。它偶尔记述一些诸如“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僖公十六年

《经》）之类的奇异现象，只是“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在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多与宗教活动有联系，但《春秋经》却从神秘色彩中游离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也就是把历史与神话和宗教分开，则是它进步的一面。《礼记·解经》说：“属辞比事（指善于设辞举例，判断是非），《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 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春秋经》的编撰方法。同是记载战争，有伐、侵、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写法；同是记载杀人，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经》把头绪纷乱的史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把史实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并有所取舍详略。这样，着墨虽然不多，却可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亦即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

《春秋经》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开了后来编年史体例的先声①。

《春秋经》总计约一万八千字，分条记事，不相连属，文句简约，多则四十七字，少则一字，并没有写出所记事件的原委。因此，后人为了理解经义，就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五家。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佚失；《左氏传》改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经》的经文，现在都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各传之前，已没有单行刊本，但在古代，《春秋经》与三传实各自别刊行，而且经今古文本也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的“古经十二篇”，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古文经：所谓的“经十一卷”，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春秋古经》与《左氏传》的配合，大概始于晋之杜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可为证据。至于今文的《春秋经》与《公羊传》、《谷梁传》的配合，则不详始于何人。《左氏传》的经文，与《公羊传》和《谷梁传》经文的主要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西狩获麟”；《左氏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这

^{①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种不同，表示了《公羊传》、《谷梁传》对于《春秋经》的看法之不一样。至于《汉志》中的《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篇卷数目不同的原因，则是由于今古文学派对于鲁国十二公纪年分合意见的差别。《古春秋左氏》说主张十二公各为一篇，故为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说主张闵公合于庄公，故十二去一而十一卷。至于其所以如此合并，今文家何休以为是“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故。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为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初仅口头流传，至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将其写定成书。《谷梁传》旧题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最初也是口传，至西汉时，传其学的人才把它写定成书，体裁近似《公羊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春秋》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对当时的统治极为有利，故均立于学官， 但因其对史实的增补不多，因而史料价值不大。

相传《左传》为左丘明作，但从其内容看来，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道的左丘明①。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②， 说颇可取。《左传》的成书，大体可以定在战国时期，但并不排斥后人之有所增补。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传》，是经杜预改编过的①。《左传》一书， 十八万言，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悼公四年，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九年，比

《春秋经》多了十七年，而所记史事与《春秋经》有所出入，有在《春秋经》有而《左传》中没有，有在《春秋经》无而《左传》中有。“或先经以始事， 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左传》中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史，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它的突出特点是：书内展开了社会矛盾的记载，长于记述战争，特别善于描写大国争霸战争，更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同时，书中记载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到社会其他各个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司马迁采入《史记》。值得提出的，《左传》中记述的许多史实和人物，文辞优美，形象生动，结构严谨，不少名篇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因此《左传》不但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出色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不过，《左传》中对于天人关系的看法，一方面记载了怀疑鬼神和无神论的言论，另方面又记述了卜篮、星占、望气和梦兆等预断人间祸福的事情，观点较为混乱②，反映出程度不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国语》一书主要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但其中也有部分记载西周时期的史实。《国语》和《左传》是春秋时期的主要史料，但这两书的关系，历来约有两种说法。一说，这两部书都是左丘明作的。左丘明为了给《春秋》作传，搜集了许多史料，后来，一部分用上了，这一部分就成为《左传》。没有用上的一部分就单独成书，名为《国语》，所以也称《春秋外传》。另一种说法是，《左传》并非左丘明作，《春秋》原来的传是《公羊传》和《谷

^{① 《论语·公冶长》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左丘明决不会是孔子的 后学，并在孔子死后写出《左传》来。说见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

^{①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可见，今本《左传》是经过杜预改编的。}

^{② 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第四章。}

梁传》，本来没有《左传》，只有《国语》，它是春秋时期各国历史的一个总集。到汉末，古文经学家刘歆，为要抵抗《公羊传》便把《国语》割裂开来，分出一部分，与《春秋》联系起来，托名于左丘明，称为《左氏传》， 其余的部分还叫《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也就是说，《国语》是左丘明之原来著作的名称，《左传》可能是从《国语》中分出来的。《国语》的出现，可能在战国早期。

《国语》一开始记载了周穆王、周恭王的材料各一条，以后记周厉王以至智伯被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全书二十一卷，内有《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

《吴语》一卷和《越语》二卷。这种编纂次序是按周与齐鲁晋郑的关系、诸夏与蛮夷的关系安排的。但书中却突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限制，而以周和鲁齐等七国的历史汇合在一起。书中取材虽然有些琐碎，但与重要历史事件有联系的记载则占有较多的篇幅。《国语》中有一些鬼神荒诞的记载，但它也是在重视人事的基础上，为了取得一些得失盛衰的经验教训而写出的， 它很重视人材在政治上的作用，《齐语》把齐桓公的霸业归结为“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便是其证；它的内容， 有着战国时期社会特点的曲折反映，就是说社会矛盾表现为各国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各国统治阶级内部旧新贵族间的矛盾，各国之间统治阶级的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又互相错综地联系在一起。《国语》在肯定社会变化时，已经没有孔子那样的怀古情调，它对周礼虽然也有一定感情，但却称许齐桓、晋文的霸业，并对世卿执政和以臣弑君，毫无惊讶表示。这就说明：

《国语》在新旧转化过程中持有一种中间的态度①。可见，《左传》和《国语》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些长篇言辞，也是商周哲学史的史料。

关于“三传”和《国语》的注释书：《公羊传》有《春秋公羊传解诂》，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内。何休的解诂，不仅作了文字上的解释，还发展了公羊家的学说。他在注释中所说的，多是《公羊传》中没有讲过的。清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和清陈立的《公羊义疏》， 皆系根据何休解诂，加以整理和补充而成，是学习《公羊传》者可资参阅的注本。汉代治《公羊传》、《谷梁传》者少，所以二传之疏少于《左传》疏。

《十三经注疏》本采用的《春秋谷梁传注疏》，为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注中由于兼载其“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名之。《左传》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据杜预的《春秋正义序》说，在他以前“前汉传《左氏》者有张仓、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训诂”， 有十数家，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作了《春秋经传集解》，孔颖达又据前人研究《左传》的著作作疏。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特别是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负盛名，可惜印行的原稿本不完整，据说已有学者正在续作中。近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最适于初学者阅读。关于《国语》的注本，有《国语韦昭注疏》，三国韦昭注、清洪亮吉疏。近人徐元诰的《国语集解》，注释简要，便于参考。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的《国语》标点本，以韦昭注为基础，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 更便阅读。

^{①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