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 1929 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首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系统地阐述殷周史的发展规律以及重要社会问题，为殷周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写道：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①。

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在叫嚣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郭沫

若发出了如此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一切进步人士对革命的胜利和信心，更告诉人们中国古史的研究也必须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在郭沫若看来，殷代阶级制度虽已逐渐抬头，但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 他之所以作出这个结论，除了因为对殷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估计过低外，显然还由于受了王国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的观点影响。他的这一看法，在当时虽然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但其影响却是很大的。所以，后来当郭沫若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一结论时，还有人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便是其证。

郭沫若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中认为，周代金文中不仅有许多赐臣仆的记录，就是人民也用以赐予。这人民就指奴隶。还有不少赐土田为赔偿的记载。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他又指出，周初离原始社会并不甚远，到了太王时代，因农业的发达，才逐渐有国家刑政的发生。西周农业的发达，与铁的发现有关。所以，他断定：“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在周初才完成。它的原因是在农业的发达。农业的发达可能是在铁的耕器的发明”②。

他又说，西周时期的生产者是奴隶，他们的生活在《诗经·七月》、《甫田》等篇中可以得到真实的反映。“这些奴隶在平时便作农；在有土木工事的时候便供徭役，在征战的时候，便不免要当兵或者是伕役了”①。周灭商后，把殷民变为奴隶。周公东征就是因为被征服者不甘心受奴隶制的压迫起来反抗，而对之进行的镇压。在郭沫若看来，“周公这位老头子，他是很厉害的一位角色，他是奴隶制的完成者”②。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第 1 页。}

^{②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 年人民出版社，第 137 页。}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 年人民出版社，第 132 页。}

^{② 同上书，第 133 页。}

奴隶制关系在当时上层建筑中也得到了反映。郭沫若从《诗经》和《尚书》中，归纳出西周时代宗教思想的系统时说：“（一）人格神的存在。（二） 神权政治（Theocracy）的主张。（三）想以折衷主义来消灭辩证式的进化”

③。他指出，这正是奴隶制下的支配阶级的根本观念。这种唯一神的宗教思

想，到了“西周未年的则候便渐渐动摇起来了”④。

《诗经》中的“变风”“变雅”的出现，在郭沫若看，反映周室东迁前后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是因为宣王时代的四征伐，意味着中原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加以人口一天一天地繁殖，因而就不能不向外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农民便得到自然解放的机会，手工业渐趋独立化， 商人阶级也急剧的抬头，更加以各方异民族的参杂混处，于是而纯粹的奴隶制，便不能不跟着周室的东迁而完全溃败了”⑤。

在今天看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它作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商周史研究的著作， 一直受到后人的尊重和重视。正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日译者藤枝丈夫在谈到郭老的功绩时所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诒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字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管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功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澈。那时古代东洋的秘密，真的不只有靠东洋人才能发现的了”①。应当说，这对于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很公允的评价，对他以大无畏精神所造成的成绩应当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