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国的衰亡

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逐渐出现了衰败迹象。《国语·周语下》云：“帝甲（祖甲）乱之，七世而殒”，当非无稽之谈。

武丁时期的文治武功，陵轹千古，在其统治的五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商王国的最为强盛时期。但是其后的统治者越来越腐化，如同《尚书·无逸篇》说：

自时厥后，立工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就是说，祖庚以后的七、八代，由于他们生于深宫，长于妇手，不肯躬亲稼穑，养成一群荒淫酒色的纨袴子弟，其在位年数，多则十余，少则仅仅三、四年。祖庚以后的甲骨卜辞中，既不见求雨之祭，更没有奉年、受年的大典，可见周公痛斥其“不知稼穑之艰难”，决非虚诬。到了商未帝辛时，情况更为严重。周武王在牧野誓师谴责纣王时说：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捕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

^{①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 35—37 页。}

^{② 详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第 208—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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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尚书序》称：“祖乙圮于耿”。《正义》
曰：“圮，毁也；河水所毁曰圮”。后人习焉不察，多主此说，以为殷人的屡次迁徙，包括盘庚迁殷在内，都是为了避}河患。王国维虽然长于考古，亦为此说所囿，不能逃脱传统的窠臼。

姓，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对于纣王淫暴的指责，在西周时期的真实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例如周公曾以纣王及其贵族的酗酒为戒，警告成王说：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指纣王言）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周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尚书·酒诰》）这就是说，纣王放纵地泆乐酗酒而不遵守法度，以致丧失了他的风度，民众们没有不悲痛伤心的。

《诗经·大雅·荡》的作者借文王之口，对于商纣王及其贵族的淫暴又做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如云：

咨女殷商，曾是疆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滔）德，女兴是力。

咨女殷商，而秉义类，疆御多对，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糜届靡究。

咨女殷商，女炰烋（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咨女殷商，天不（丕）洒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在这里，诗人深刻地指出，由于商纣等统治阶级的极端腐化暴敛，引起全国人民、乃至外族鬼方的愤怒和敌视。这种出于敌国诗人之口的诗歌，虽然不免有其夸大夫真之处，但结合商来历史来看，似非全系诽谤之词。

纣王一方面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搜刮，“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另一方面又“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过着骄奢淫泆的生活。这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尚书·酒浩》）的现象，更激化了社会矛盾。

商代末期的统治阶级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更为残酷。《尚书·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 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只有用反抗的手段来对待奴隶主贵族的暴行。这种反抗斗争反映出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式。例如：

甲骨文中有■字，释为往，或释为■，有逃亡的意思，卜辞中有“贞往羌不其得”（《前》4·50·8）、“贞往芻得”（《乙》4728）的记载。

追字，甲骨文作■形，卜辞中有“佳■往追羌”（《前》5·27·1）的记载。

得字，甲骨文作■、■等形，卜辞中有“弗其得羌”（《续》5、21·1）的记载。

获字，甲骨文作 ■ 、形，卜辞中有“自获羌”（《金》596）的记载。

执字，甲骨文作■、■形，象将人捉住带上手铐形。卜辞中有“■■令执■”（《南明》90）、“王乎执羌其■”（《前》8·8·2）的记载。从这些辞例中可以看出，当时曾有大量的奴隶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斗争，商王或其他奴隶主贵族也经常去追捕他们，有时也曾捕回一些，“贞乎追■及”

（《铁》116·4），便是其证。这时的平民斗争也在日益展开，《尚书·微

子》的“小民方兴，相为敌”，揭示了当时斗争的激烈情景。这里的“方”，应读为旁。《说文》云：“旁，溥也。”《广雅》云：“旁，大也。”“溥” 近于“普”，即为普遍之意。“小民方兴”，就是平民普遍起来的意思；“相为敌讐”，就是与商殷统治阶级为敌的意思。微子是纣王之兄，他看到这种可怕景象时说：“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尚书·微子》）周朝初年的召公，曾经以殷末动乱为■，告诫周王说：厥终（指殷末世纣王之时），智藏■（指有毛病的人）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

（通“阻”）厥亡，出执。（《尚书·召诰》）意思是说，到了殷代末年，

国家将亡，智者隐遁，坏人当道。这时的人们背抱牵扶他们的妇女儿童，悲哀呼号上天或者逃亡。但是纣王禁止他们出走，遇有逃亡的就把他们逮捕起来。在这种“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社会动乱局面下，纣王又作“炮格（烙）之法”（《史记·殷本纪》），以加强其对广大人民的镇压。

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也加剧起来。《微子篇》说：纣王“■（违）其耈长、旧有位人”，使得忠于纣王的比干因谏而死，箕子佯狂，微子出走。相反地，他却把“四方之多罪逋逃”之人安插在“大夫卿士”的位置上，又用费仲、恶来为政，其结果，由于“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史记·殷本记》）。这样一来，纣王便失去了一部分“王父母弟”一类的亲族和“邦伯”、“师长” 等诸侯大臣的支持，使得当时的统治集团走向分崩离析的状态，这对商王国的覆灭起了加速的作用。

商朝末年，在各地诸侯纷纷叛离的同时，周边的少数族也乘机内侵。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纣王曾对周边人民进行了军事镇压。他曾集中大量的兵力在殷西太行山区的黎地，准备向西北各族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由于东南地区的力量空虚，引起了东夷各部的叛离。这就是《左传》昭公四年所说的“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东夷各部最后虽然先后被商纣王所平定，但商的国力也因此而消耗殆尽，正如《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说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曾经长期屈从于商工国的周族，此时也拉拢一些小国，借以壮大自己的

力量。史传文王时期管领江、汉、汝的诸小国，“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后来的周人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当去事实不远矣。此时的商王国即将被周族灭掉，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