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干政的衰泯

我们知道，“国人”在公社组织残存到商周社会之后，他们虽然构成了与国君、贵族鼎立而三的势力，但是它的那种干预政治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他们平时影响当时政治的行为一般都是出自一种舆论，因而是消极的，贵族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所以，周厉王虐，“国人谤王”，厉王怒，派卫巫监视，谤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纪》）。到了“国人”忍无可忍，必须出之于暴动时，都是与贵族共同发动的，象陈国“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并非常例。到“国”和“野”、“国人”和“野人”的区别逐渐走向泯除时，“国人”离开故土，不仅难以谋生，且又遭到异乡人的排斥。《诗经·小雅，黄鸟》云：

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此邦之人，不可与明（盟），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这反映了“国”“野”关系消失，“国人”流入他乡后，他们梦想恢复“邦族”的情景。但是，公社

组织一旦走向解体，“邦族”也不是那么容易“复”的。氏族共同体的遗留， 造成一股力量，使贵族不敢轻侮他们。现在公社解体，“国人”一流亡，“国人”的干政力量也就随之瓦解，商周城邦制特色也就濒于尾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