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经济都会的兴起及其有关的交通道路经济都会的兴起与交通道路的发展

上面所论述的，乃是以战国时称雄诸侯的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的道路。称雄诸侯的都城都是政治都会。称雄的诸侯统治土宇和交往邻国都必须以其政治都会为中心，凭借有关的道路以达到其目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达， 在政治都会外，又形成了一些经济都会。这样的经济都会都成为一方的经济中心，甚至超出一方而成为较为广大地区的经济中心。如相当于现在山东定陶县的陶，竟成为“天下之中”。所谓“天下之中”，是包括当时诸侯之国在内的经济中心。既然成为一方的、一个地区的，甚至兼包各诸侯之国的经济都会，自必有从各自的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掏于各地情形不尽相同，有的政治都会就兼具经济都会的性质，因而也就利用原来旧有的道路。有的经济都会由于位于原来已有的道路上，促成了它的经济发达，因而能够能成为受人称道的经济都会。当然也有成为经济都会之后，原来的道路不敷应用， 因而另开辟了新的道路。新辟的道路，便利了货物的运输，使经济都会更趋于繁荣。

这些经济都会都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据其所述，则秦国的经济都

会有栎邑和雍。栎邑在今陕西临潼县北，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栎邑位于雍和咸阳之东，本来就是处于秦国通往三晋的道路上。同时也是在秦国通向北陲的道路上。秦国北陲居住着一些游牧民族， 所谓“北却戎翟”，就是指和这些游牧民族的交往。雍可以通陇蜀的货物。也就是西连陇山以西，而南通巴蜀。越陇山西行，是秦国经营西陲的大路， 而褒斜道更控制着南向与巴蜀交往的要道。

太行山西、汾水流域的经济都会为杨和平阳。杨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 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杨和平阳都在汾水侧畔的南北道路上。《货殖列传》说：这两地“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就指出了这条南北道路的作用。这条道路不仅南向通到魏都安邑，还折而西行，通到栎邑和咸阳。栎邑和咸阳先后都作过秦国都城，而栎邑能够成为经济都会，就是因为东通三晋的缘故。平阳本来就是韩国的都城，而其北的晋阳也曾经作过赵国的都城。前面论述这条道路，就只是说到晋阳。可马迁说：“北贾种代”，还作了解释说： “种代，石北也”。张守节《正义》说：“种在恒州石邑县北，盖蔚州也。代，今代州”。徐广也说：“石邑，县也，在常山”。两家所说石邑，文字稍有差异，其实本是一地，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唐时属恒州，汉时隶常山郡，故所说略有不同。唐蔚州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代州在今山西代县。代本为国，战国初年为赵所灭，改置代郡。其他即唐时蔚州。唐代州为隋肆州的改称①。似难上溯到战国时的代国。小司马以种代合为一地，谓在石邑之北，当与《货殖列传》本意相符。以石邑为汉唐的石邑县，显示出由晋阳东行经井陉关的道路，然由石邑县北行至相当于今河北蔚县的种代，又须再次翻越太行山，与一般道路的常规不尽相合。颇疑由杨、平阳北行，经过晋阳， 越勾注、夏屋，就可至于代国旧地。当年赵国灭代，就是出于此途。商贾往来何须两越太行山？只是石邑确地未能多事考核，难以道出具体的路线。太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代州》。

史公在这里特别提到杨、平阳西贾所至的翟。三晋诚然西接翟土，翟人主要的活动地区这时当已转至黄河以西。这和栎邑北却戎翟的翟应是相同的。由杨、平阳西行，可能有两条道路。其南途当是西越黄河，而至于定阳。定阳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南，曾为魏国所围攻①，当为黄河以西的重要地方。魏军西出围攻定阳，不一定就要经过杨或平阳。但由杨、平阳西行，经过壶口附近，还是可以渡河西行的。战国时人对于壶口是不会陌生的。其偏北一途， 乃是由蔺、离石西行，渡河至于河西。离石，今仍为山西离石县。蔺即在离石之西。秦、赵两国曾战于蔺，离石②，可知这里曾为军事通道。赵灭中山， 迁其王于肤施③。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南。赵国与肤施间的交通，当也是取诸蔺、离石一途。

太行山东的经济都会，有温、轵、邯郸、中山，还应该数上燕国的蓟和卫国的濮阳。温在今河南温县西。轵在今河南济源县南。邯郸为赵国的都城， 即今河北邯郸市。中山曾以顾为都城，其地在今河北定县。蓟为今北京市。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县南。这几个经济都会，除濮阳外，均在太行山东由雒邑北至燕国的道路上。温、轵北贾赵、中山，当是循这条大道北行的。这里应该注意到：温、轵还北贾上党。由温、轵北行到上党，是要越过太行山的。前面曾举出蔡泽所说的“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口”，正显示出温、轵北贾上党的道路。赵国的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燕都于蓟，涿在蓟的西南，也就是现在河北涿县。和蓟一样，涿也在这条南北道路上。郑于战国时为韩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卫国则都于濮阳。邯郸固可南通郑、卫，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由邯郸去郑，是向南行的；去濮阳，是要略偏向东南。其南行一途，渡河之处当在荣口附近。荥口在今河南荣阳县东北。荣口已近于魏国的东长城，赵、韩两国间的交通道路，似不易越过这条长城而互相往来也。濮阳除北通邯郸外，更近于梁、鲁。梁即魏国都城大梁，于今为河南开封市。鲁都曲阜，即今山东曲阜县。既属邻迩，往来当甚便捷。燕国的蓟为勃海、碣石间的经济都会，它可以南通齐、赵。赵都邯郸已见前文。齐都临淄，则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燕、齐之间，战国时亦数有兵争，前文也曾有所论述。商贾往来非同军旅，当求其最为便捷的途径。两国均濒勃海， 又分在黄河南北。黄河下游津渡以平原津最为著名。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县南，当是其时燕、齐之间往来渡河处。渡河北行，其间路程当不能距离勃海更远。燕国由于地处北陲，由上谷以至辽东，确是相当悬远，诚如司马迁所说，它“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些地方在今朝鲜等处，由辽东郡治所的襄平前往是可以达到的。燕国还北邻乌桓、夫余。乌桓在今内蒙古东部；夫余则在今吉林省。由燕国都城前往乌桓，当取道于右北平和辽西郡。前往夫余，则当取道于辽东郡。正是由于能和这样一些边远的地区交通，蓟就易趋于繁荣。

地处中原的洛阳，本是周人的雒邑。雒邑的交通相当发达，道路也有多条，故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所谓梁、楚，乃是指魏闰的都城大梁和楚国的彭城，这都是位于由雒邑东南行的道路上的经济都会。这里还应该添上宋国都城睢阳。司马迁未着重提到大梁，这是因为秦灭魏时，曾引河

① 《战国策·齐策五》。

② 《战国策，西周策》，又《赵策三》，《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③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水以灌大梁，使之成为废墟。大梁既成为废墟，睢阳就更趋于繁荣，取代了大梁的地位。再往东去的经济都会就要数到临淄了。临淄为齐国的都城所在， 交通一直是发达的。

南方的楚国，地域最广，经济都会亦最多。楚国都城在郢，其后迁于陈， 又迁于寿春。这几处既是楚国的都城，也是名著一时的经济都会。郢“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巫，今四川巫山县；巴，今四川重庆市，皆循江而上可以达到。云梦为择地，物产富饶，自可有助于郢的繁荣。“陈在楚夏之交”，也能繁荣起来。所谓“夏”，乃指夏都阳城而言①。陈为楚都，当有楚称。这里以楚与夏并称，分在陈的南北，这就应该指寿春了。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寿春在今安徽寿县。阳城位于颖水流域，寿春距颖水入淮处不远。其间的交通，特别是颖水下游，当是利用颖水的水道。至于寿春， 司马迁仅谓其“亦一都会”，而未道及其获致繁荣的缘由。寿春濒淮水，水上交通是会使寿春得到方便的。司马迁于论述寿春之后，接着又说：“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合肥近在寿春南辟，两者当能息息相关。张守节释南北潮，谓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合肥虽在江淮之间，仍各有相当距离，江淮之潮如何能到合肥？按：合肥南北皆有溯泊，南为巢湖，北为芍陂，南北肥水各自分流入湖，合肥正处于南北肥水之间，是会有舟楫之利的。所谓南北之潮当指这些湖水而言。这个“潮”字似为“湖”字的讹误。

楚国尚有两个经济都会，不容不略一述及。这两个经济都会就是西方的宛和东方的吴。宛在今河南南阳市。吴在今江苏苏州市。宛“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故能成为经济都会。武关在丹江流域，正当今豫、鄂、陕三省之交。郧关当为郇关，盖因字形相似而致讹误。郇关在洵水之上， 在今陕西旬阳县。这是利用汉水的交通。宛虽不紧濒汉、江、淮，然相距皆不甚远，因而均能有所利用。吴有三江五湖之利，江东水国，舟楫固无所不通。司马迁还曾提到番禹。番禹在今广东广州市。番闺之为经济都会，恐是秦汉时事。战国时楚国上字虽广，似未一涉及五岭以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