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的兵制变化与防御工事的进步

春秋战国之间，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社形式的崩坏，宗法制的解体， 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宗族成员和“私属”的军队编制解体了。由于“国”“野”区别的消失，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国人”为军队主力的状况也改变了。为了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随之也就产生了新的军事制度。

郡县征兵制的实行春秋时代的县，本有一套征赋制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谓的“量入修贼，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之数”，就是包

括军备和军役在内的。晋、楚等国由于陆续设县，到了春秋后期，县的军队已成为重要成份。例如公元前 520 年，晋籍谈、荀、跞曾率九州之戎及“焦、

瑕、温、原之师”（《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护送周天子入王城；公元前 585 年，晋兵救郑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曾率“申、息之师”（《左传》成公六年）救蔡。到了战国时代，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员， 各国也就实行了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据说，齐之国都临淄有七万户人家， “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战国策·齐策一》）。韩的大县宜阳，“城方八里”，也有“材士十万”（《战国策·东周策》）。整个魏国如果“悉其百县胜兵”，也“不下三十万”（《战国策·魏策三》）。这时各国在战争时征兵，大都以郡为单位。公元前 483 年，吴王夫差曾征发九郡兵伐齐；公元前 235 年，秦始皇曾征发四郡兵助魏攻楚，皆是其例。

战国时代男子服兵役的年龄，一般认为十五岁到六十岁。长平之役，秦

昭王曾亲到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史记·白起列传》）。楚国大司马昭常防守在楚国的东地，曾对齐的使臣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①，三十余万弊甲纯兵，愿承下尘”（《战国策·楚策二》）。但是云梦秦简《编年记》在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 263 年）记“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在“今元年”即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 年）记“喜傅”。从秦昭王四十五年到秦始皇元年经过了十七年，所以“喜傅”时正是十七岁。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当时规定十七岁“始傅”。所谓“傅”，是法律规定开始服兵役、劳役的年龄。秦简《法律答问》又云：“免老①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①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免老” 亦见于《汉旧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秦代规定，有爵的人五十六岁免除服兵役的义务，无爵的人则须到六十岁才能免除。可见，战国时代服兵役的年龄，大体上是十六岁到六十岁。当然在必要时，超过或低于服兵役年龄的人， 也可能被征发当兵。前引《史记·白起列传》既然说“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当然就打破了十七岁至六十岁为服兵役年龄的规定，因此，当时的有关服兵役的年龄和期限的规定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常备兵制与徒兵的出现 战国时代，各国除实行了征兵制度外，还实行了常备兵制度。吴起曾教楚悼王“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商鞅曾教秦孝公“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这种要以禄秩来奉养的“选练之士”和“耕战之士”，也就是《荀子》中的“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议兵》）之兵；《吕氏春秋》所说的“厚禄教卒”、“精士练才”（《简选》）。

各国的常备兵大都是考选而来的，多有特殊待遇。例如魏国考选武卒时， “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

^{① 据铜器铭文，相国都称相邦，或许传世古代文献中的相国都是因汉代避刘邦讳而改的。}

^{① 《猛子·公孙丑下》载，孟子对平陆大夫孔距心说：“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平？” 他日又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可知平陆为五都之一，而五都没有大夫治理。《孙膑兵法·擒庞涓》记述桂林之役，齐城、高唐二都大夫在行军的路上大败。齐城即临淄， 与高唐同为五都之一。}

^{① 详见高敏：《云梦秦简初探》中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几项制度》，河南人民出 版社，1979 年版。}

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中试的可以免除全户的徭赋和田宅的租税。齐国五都有二“持戟之士”，也称技击。当时各国出兵时，往往以常备兵带同征发来的士兵作战，如齐宣王伐燕，除用了常备的“五都之兵”外，还征发了靠近燕国的“北地之众”（《战国策·燕策一》）。各国的常备兵和征发来的兵主要是农民。正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频繁和动

员人数的庞大，影响了生产，所以《墨子·耕柱》说：“今大国之攻小国也， 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

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当时的军队，除以农民为主外，还有奴隶参与一些后勤工作，称作“厮徒”、“负养”。魏国有“厮徒十万”（《战国策·魏策一》），韩国军队包括“厮徒”、“负养” 在内计有三十万之多（《战国策·韩策一》）。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的战争都是车战，双方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这种车阵在作战时是无法改变队形的，所以一经投入战斗，在最短时间内， 一个突冲就能决定胜负。春秋时代的大战胜负，多在一二日内即可分晓，便是其证。后来，由于车战规模的扩大，在军队组织、训练、战术等方面出现了新问题，就必然引起车战战术的革新。到了战国时代，因为士兵成分的改变，各国士兵主要是农民，缺乏御车作战的训练，加之车战只适于平原，不适合复杂的地形，总结了春秋时代对戎狄和人民起义的作战经验，步兵也就逐渐成了各国军队的主力。

步兵开始是从春秋初年华夏诸国对西北和北方戎狄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与戎狄战争频繁的晋国和郑国，步兵出现的更早。戎狄族居山间， 善用步兵作战，对华夏族威胁很大。早在公元前 714 年，北戎侵郑时，郑庄公就担心郑国的战车抵御不了北戎步兵的进攻（《左传》隐公九年）；公元前 589 年的■之战中，齐侯在晋军战阵里曾经遭遇过狄族的步兵部队，“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冒之”（《左传》成公二年），说明在晋军中编有单独的狄族步兵部队，可见当时各国对戎狄步兵已有相当重视。公元前 541 年， 晋国的魏舒在一次作战中把车兵改成了步兵，这就是有名的“毁车以为行” 事件。魏舒说：“彼徒我车，所遇又■：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又克； 请皆卒，自我始”（《左传》昭公元年）。“毁车以为行”虽然是车战开始走向下坡路的开始，但却远不是步兵成熟的标志。所以《左传》昭公元年说： 魏舒的办法是以“五乘为三伍”，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这里的乘、偏、两、伍、专、参都是车兵的编制①。所以，魏舒的“五阵”不过是由车兵的行军队形仓促改编的一种步兵战斗队形而已。

步兵的成熟过程，大体上是在长期的奴隶起义战争中完成的。《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崔苻之泽。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 尽杀之，盗少止。”所谓“萑苻之盗”就是据守萑苻泽的起义军。不难看出， 事实是起义军利用葭苇丛密的萑苻泽的有利地形，发扬步兵威势，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汉书·晁错传》引兵法语）。至此，奴隶主贵族便不得不放弃车战，“兴徒兵以攻之”。战国时代的步兵就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中取代车战而兴起的。

春秋战国之际也出现了骑兵，最初是和兵车混合编组的，例如，晋的知

^{① 详见《金布律》。}

伯要围攻赵，赵襄子派延陵生带了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部署防备（《韩非子·十过》）。后来，骑兵发展成为单独的部队，主要是为了配合步兵作战。所以，战国时代各国兵额，“带甲”都有几十万至百万，而骑兵仅有五六千至万匹。公元前 305 年赵救中山，左、右、中三军由赵武灵王亲自统帅，另由“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史记·赵世家》），车骑还只是五军之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因为胡用骑兵，其势不得不以骑兵为主力。孙膑曾经指出：“用骑有十利”（《通典》卷 149），充分说明了战国时代战争中的骑兵奇袭冲锋的作用。

春秋初期，各大国的军队人数是比较少的。齐国当桓公时，也只有八百乘兵力，共三万人（《国语·齐语》）。到春秋后期，由于县制的推行，兵力突然增加了。晋国在鲁昭公时，全国有四十九县，每县有一百乘兵力，共有四千九百乘，每乘以三十人计，就有近十五万人，外加“徒兵”等，当更不止此数。楚国在楚灵王时，单是陈、蔡、东西不羹四县，“赋皆千乘”（《左传》昭公十二年），已有四千乘兵力，再加申、息等，当有万乘，兵力有数十万人。到了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军队人数就有三十万至百万之多。

防御工事的进步 春秋时代的各国，平时往往不在国境和险要之地驻兵防守①，因而在公元前 627 年秦师才能远道袭郑，而郑未觉。战国时代，由于战争频繁，规模扩大，各国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进攻，其防御手段也就有了进一步加强，险要之地往往也就成了防御战和争夺战的中心地点。例如齐、魏间最大的战役马陵之战，是在“道狭而旁多阻隘”（《史记·孙子列传》地区进行的；秦、赵间几次大战也都在有山险的上党地区进行，公元前 270 年的阏与之役，秦、赵两军“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正因为险要的地形在作战中大可利用，当时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利用山川之险建设关塞，设亭、障守望。亭是边疆土台上的建筑，是■望台，是国防前线的守望处所。障是规模较大的城堡，有尉驻守。同时，在边境上已有报警的烽燧设备，所以《史记·魏公子列传》说：“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秦《新■虎符》铭云：“燔隧事，虽毋合符，行殴”。

《墨子·号令》又说：“与城上烽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

各个国家由于国防的需要，都在国境上扩建了原来为防水患而修建的堤防，改造成为军事上的防御工事。公元前 461 年秦国曾“■河旁”（《史记·秦

本纪》），公元前 417 年秦又“城堑河濒”（《史记·六国年表》），以防

魏国的进攻。到公元前 408 年，秦的河西已完全失守，退到洛水，也就“堑洛”（《史记·秦本纪》）了。这些堑，城堑都是由河的堤防扩建而成，其中规模较大较长的就称为长城。

中原各国在内地建筑长城的有楚方城、齐长城、魏长城，魏中原长城、中山长城和燕的南长城。战国后期，赵、燕、秦三国因受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游牧部族的侵扰，因而都在北境建筑长城。赵的北长城筑于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之后，所谓“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史记·匈奴列传》）。根据留存的遗址青，赵的北长城大体上有前后两条：前条在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沿今狼山一带建筑；后条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向东， 经包头市北，沿乌拉山向东，沿大青山，经呼和浩特市北、卓资和集宁市南，

^{① 《管子·乘马数》云：“郡县上八之壤（上等肥沃土壤）守之若干，间壤（中等土 壤）守之若干，下壤（下等土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

一直到今河北省张北县以南。燕的北长城筑于燕将秦开破东胡后。这条长城在现存长城的二百公里以北，在今赤峰市以北还保留有遗址。它西起造阳（在上谷，在今河北怀来），东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秦长城筑于秦昭王灭义渠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水北上，东行至今渭源县北，又西北到古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又北到今皋兰，沿黄河，经今兰州东北行， 折而北入今宁夏。现在渭源县北十里的北山上、临洮县窑店驿的长城坡、帛兰小西湖的黄河沿岸、兰州市的城墙北部，都保有秦长城的遗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令蒙恬征发劳动人民所修筑的长城，就是以燕、赵、秦三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