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 年)

1956 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宣称:“现在已不是战后了”。这句话一时成为流行语,甚至被后人认为是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宣言”。 1955 年度的日本经济不仅在国民收入、矿工业生产等“流量”(即某个

期间的经济活动水平)方面,而且在企业设备等“存量”(即业已积累起来的资源)方面,都超过了战前水平。“现在已不是战后”的判断,所依据的正是对战前、战后经济实力的比较。然而,日本经济彻底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其增长率是否也将恢复到战前的 4%—5%的平均水平去呢?如果把经济复兴阶段的高增长率看作是对作为复兴出发点的战败之初过低的经济水平的补偿(即越是低水平的经济越容易达到高的增长率),那么,在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还能保持这样高的增长率吗?对此很多人是抱有疑问的。

然而,“奇迹”再次发生了。从 1955 年到 1973 年将近 20 年期间,尽管增长率年年都有变动,但平均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 10%以上,甚至比复兴时期的平均增长率还要高一些,既然高速增长时期的出发点与经济复兴时期的出发点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两个时期十分相近的增长率数字(9%—10%) 的含义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 1973 年、即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终点”年份,日本的实际 GNP 达到1946 年的 11 倍,达到战前水平(1934—1936 年)的 7.7 倍。日本的人均 GNP 从 50 年代不及美国的 1/10,增长到相当于美国的 60%。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日本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如果说,在经济复兴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以出口(“外需”、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特需”)为主导的增长,那么,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则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即迅速增长的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从数字上看,例如 1969 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率(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高达 27.3%,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投资率更是高达

① 色文:《现代日本经济的发展与对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31 页。

35.3%。①

当时,日本无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消费方面,都以美国作为样板, 为此所需要的技术,也无需自己从头开发,只要把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模仿、消化与改良,就能迅速使之产业化、产品化。由于竞相引进技术而导致了设备投资的迅速增长,出现了所谓“投资呼唤投资”的热潮。通过设备投资热潮,在战争期间由发达国家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大量流进日本,使原有的产业设备一举更新,崛起了钢铁、合成纤维、石油化学、电子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也就是战后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的过程。

1960 年由池田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象征,使广大的民间企业受到鼓舞,其低利率政策则有力地刺激了民间投资的增长。迅速增长的投资促使生产设备日趋先进化、大型化:在钢铁业,最大高炉容量从 1953 年不到 1000 立方米扩大到 1964 年超过 3000 立方

米,1973 年超过 4 600 立方米,以致在 70 年代世界最大的 5 座高炉中日本

占了 4 座,并迅速导入氧气顶吹转炉等最先进的炼钢技术;在石油化工业,

最大乙烯工厂的规模从 1958 年的年产 2 万吨扩大到 1966 年的年产 20 万吨,

1973 年的 30 万吨,建成了以大型联合企业为主的石化生产体系;在电力工

业,最大火力发电机容量从 50 年代后半期的 17.5 万千瓦扩大到 1967 年的

60 万千瓦,进而向 100 万千瓦升级。①

与“大量生产”形成相互促进关系的是“大量消费”,特别是“家庭电器热”成为高速增长时代国民消费的一大特征。在 50 年代,号称为“三种神器”的黑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得到普及,其中黑白电视迅速普及是在每台价格相当于人们一个月工资的 50 年代后半期。到了 60 年代,彩电、空调、小轿车(由于这三大件的英文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故又称“3C”)成为国民消费需求的新的中心。其中小轿车的普及率从 1955 年每千人口保有

1.7 辆提高到 1965 年的 22.0 辆,1973 年的 133.6 辆。②

由于技术引进与革新提高了生产力,加上 1949 年设定的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偏低(1 美元等于 360 日元),日本的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出口以两倍于 GNP 增长率的速度增加,其结果在 60 年代后半期开始形成贸易收支的黑字态势(出口大于进口)。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于 1964 年加入经合组织(OECD),进入了发

达国家行列。以美元换算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于 1967 年超过了英国和法国,

1968 年超过了西德,从而在经济规模上成为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

济大国。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从 1960 年的 378 美元上升到 1970 年的 1515

美元,接近了西欧的水平(占世界第 20 位)。

1969 年度的《经济白皮书》以“第 2 位与第 20 位”的表述,刻画了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认为导致日本的 GNP 占第 2 位与人均GNP 占第 20 位的“不平衡”的是农业、服务业、中小制造企业的低生产率。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对以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导致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趋势,以致低生产率部门的工资也迅速增加,而劳动力等生产要

① [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中译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2 年,第 32 页。

① [日]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 1981 年,第 37、40、51 页。

② [日]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 1981 年,第 37、40、51 页。

素成本上升又加速了消费物价上涨。

高速增长总的来说使蕴藏在日本国民中的“能量”得到了发挥,国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物质生活的贫困,基本上实现了完全雇佣,在消除经济“二重结构”(例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方面也作出了成绩,广大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物价上涨、生活环境建设落后及公害问题严重化等弊病。

70 年代初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末期,增长减速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1970 年度的实际增长率为 7.6%,71 年度由于“日元升值”的冲击增长率下降到 5.0%,1972 年度增长率复又回升到 9.2%。然而,紧接着在 1973 年发生了石油危机,致使 1974 年实际增长率下降到-0.4%,为战后第一次出现的负增长。可以说正是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转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①给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