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年代日本经济出现转折的原因

从 1992 到 1994 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连续 3 年的零增长，长期被誉为“西方经济优等生”的日本经济倒退为“西方经济的劣等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标志着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这次转折意味着日本追赶欧美的历史时代的结束，意味着日本经济从“追赶型”经济向“国际协调型”经济转变，不能再享用“后进国利益”。当然，所谓“追赶时代的结束”主要是指日本在生产力、国民收入方面已经追上欧美，却并非意味着日本与欧美之间的一切差距都消失。比如，在国民生活质量、基础科学研究、综合国力等方面，日本比起欧美，特别是比美国仍然落后很多。

从国际环境来看，冷战结束以后，给战后日本发展带来好处的“冷战条件”已经部分地趋于消失，首先是美国对日本的保护主义做法不再宽容，只要日对美的贸易顺差扩大，日美经济摩擦就会趋于激化；同时，美国将原来耗费于对苏军备竞赛的一部分资源调遣到民生产业竞争方面来，实施“军转民”的产业发展战略，也使日本在民生产业领域面临日益严峻的竞争。①

① ［日］神谷不二：《战后史中的日美关系》，新潮社 1989 年版，第 29 页。

① 以民生产业领域的竞争而言，战后日本实际上是跟美国的“一条胳膊”较劲（美国将其另一条胳膊用来同苏联进行军事竞争了），结果在汽车、半导体等领域一时得到了“名列世界第一”的桂冠。因此，从一

从科技发展来看，追赶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依靠引进模仿欧美先进技术来比较轻松地取得技术开发高效率与经济增长高速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日本必须亲自开展成功率可能只有 5％的基础性、开拓性的科技研究，而不能照过去那样仅仅研究开发那些已被证明是可以实用化的技术（这种研究开发可达到非常高的成功率），引进模仿时代的那种“追赶效率”将难以再现。同时，美国等技术先进国家对日本等追赶者的竞争与警惕的心理增强，极力维护知识产权，这也加大了日本猎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

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也对日本的科技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日本尽管在工业化时代实现了对欧美的追赶，却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中表现出“不适症”，拉大了同美国的差距，特别是在计算机软件与联网方面同美国的差距更大。

从产业结构来看，日元升值使战后日本推行的“完全配套主义”的产业结构面临重大的变革，不得不将那些失去相对优势的产业部门向国外转移，促使产业结构从“国内配套型”向“国际分工型”转变。同时，迄今支撑日本经济的主要产业角色正在被逐步更换。总的来说，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将趋于缩小，信息通信业与服务业将趋于扩大。随着生产部门的缩小，生产力向国外转移的势头将会持续下去。

从对外经济关系来看，随着亚洲各国工业化、现代化不断取得进展，日本在亚洲“一枝独秀”、“日本周围都是落后、弱小的国家”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亚洲各国工业化的进展，世界市场“大竞争”态势的形成，日本从“追赶别国的国家”变成“被别国追赶的国家”等等，使日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同时，其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心也将从欧美转向亚洲。

从经济体制来看，战后日本实行的一套制度是适应工业社会的制度，适应追赶时代的制度，适应冷战时代的制度，它的适应性与合理性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正如 1996 年版《经济白皮书》所指出： “‘日本式经济体制’曾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有效功能，但在近期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这一体制正在总体上丧失其有效功能。”①长期以来，由于日本人陶醉于这种制度下所取得的成绩，而对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战时体制、问题越积越多的制度疏于改革，导致产生制度“生锈”、“疲劳”以及由于制度因素而束缚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恶果。

从政治体制来看，由于战后在政府主导下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使日本对政府的作用产生了过剩的自信，特别是对政府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官僚体制偏爱有加，未能及时对其加强监督机制；而在官僚方面，由于长期的权利集中、专断与骄傲，特别是由于缺乏有关法律的严格约束，①逐渐滋生日趋严

定意义上说，特别是在 80 年代，日本的实力与成就被夸大了。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需要同时跟美国的两条胳膊较劲了，这意味着直至现在，才出现了日美竞争双方都几乎全力以赴地投入经济竞争的局面，这样， “日本不是美国的个儿”的真实才得到了体现。

① ［日］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1996 年版，第 1 页。

① 100 多年来，日本虽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法律体系，却唯独没有制定类似欧美各国的《公务员伦理法》这样的法律。握有各种权力的大小官吏之所以不断陷入各种丑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法律性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的约束。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对政府公务员定有“伦理行动基准”，其中对官员接受招待、收取礼品的金额有严格的规定，凡超过规定者，不管有何理由，都被视为收受贿赂，需追究刑事责任。然而，日本的官吏接受有关企业的馈赠和招待却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官商勾结”一再造成经济的混乱，

重的腐败问题，在宏观经济运营方面的失策也增多起来，加上金权政治的盛行，政治家、官僚与企业勾结丑闻的屡屡败露等等，使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日趋强烈。

从企业经营来看，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推行生产合理化、低成本化的努力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产业结构的变换与信息通信革命的进展对现有的企业经营体制提出了实行根本变革的要求，包括实行更加重视股东利益的企业统治方式，加强劳动力与人才的流动，改变机构层次重叠的经营管理模式等等；民营企业与主银行之间的特殊关系、组装企业与零部件、原材料企业乃至流通企业之间的系列关系、长期固定的企业间交易关系等等也遇到了挑战；在金融领域等长期存在的政府实行“护送舰队”式的保护阻碍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开展，因而也面临着极大的改革压力；在接近零增长的经济环境之下继续采取追求数量与市场占有率的经营战略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生产据点向国外转移的扩大则要求建立能够适应国际生产网络化的新型的管理体制。

从国民生活来看，对物质、数量的追求正在日益让位于对服务、质量及精神生活的追求；对现有水平的消费品的需求日益趋于饱和的同时，对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新的消费品、新的服务的开发却显得相对落后；在名义上的收入增长趋于缓慢的同时，通过纠正内外价格的差距（即降低国内价格水准），使国民生活获得实质改善的倾向增强。

总之，日本经济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与改革的关口，要改革就难免引起“阵痛”，包括刺激景气的短期经济政策与促进结构改革的中长期经济政策之间随时可能发生矛盾甚至冲突。正如汽车转弯时需要适当减速一样，日本经济的转折也难免伴随经济增长的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