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驱动模式

这个模式是不少科学社会学著作和论文中所津津乐道的，他们举出一些科学史上的例子证明：从科研成果出发，经过实验室的小试，然后中试放大， 最后进入规模化生产，打到市场上。其模式可简明地图示如下：

从科技史中我们可以发现，杜邦公司的尼龙、贝尔实验室的半导体、现在正在取得不少进展的高温超导等，都可以归入这一模式。十九世纪中叶电学研究导致了电气化，化学发展推出了化学工业，从而使我们认为从科研成果逐渐商品化而进入市场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只要我们稍微深入地研究一些科研成果转化的实例，就可以发现，真正符合这个模式的成功例子极其有限， 在现代高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就更是如此。主要问题是：

①淘汰率高。无论是来自理论研究还是实验研究的高科技成果，它们的学术价值不能等同于商业价值，有的甚至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根本不可能有开发的价值。因而以科研成果为出发点向市场转化，其淘汰率必然是很高的。

②周期长。如尼龙的创新周期长达 13 年，而雷达则是 15 年；因而在这一模式下长期的研究与发展费用中，只有 5%是最后能取得经济回报效益的。

③社会分工障碍。由于高科技成果大都源自大学和科研院所，而达到产业化规模并进入市场的竞争的主体是企业，在这一模式中，其成果到市场的联系是单向而线性的；因此，往往出现技术转移的障碍。如研究者欲保持其有效的控制，企业不愿意付较高的技术成果报酬。同时，也可能出现“中试” 断层，即研究院所和企业两方均不愿对中试阶段投资，使转化不能顺利完成。而企业则可能从国外重复引进成套设备或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