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民国政治制度有两个来源。一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承袭。梁启超在上世纪末所作《古议院考》一文中，追溯了近代议会制度的历史，认为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孟子》中的“上大夫”，即近代上议院议员，“国人”即下议员，并认为汉的谏大夫、博士、议郎都是议员，因为他们不属署、不值事、专司议论、人数多至数十人，这些都与近代议员特点相似。本世纪 20 年代，高一涵在《中国内阁制度沿革》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宰相制度与近代内阁制度相似的看法。他特别举了《史记》中《陈丞相世家》为例，说明丞相总揽政务，指挥各部门行使国家行政职能，而自己并不专司某一具体部门事务的特点，实与内阁首相性质相近。

也许中国文人容易有一种“外国有的，中国古已有之”的习气。但梁、高的上述考察，不能说毫无道理。政治制度既然反映了管理国家的经验，则建立了几千年大一统局面的中国帝王能够总结出一些有用的管理方法，而这些方法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恰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所印证，应当是可能的。事实上，政治制度的继承性是一种客观现象，不但同一阶级，后朝可继承前朝，即使不同阶级，亦可采用它一阶级的有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共和制不是就被无产阶级采用而建起社会主义共和国了吗？孙中山也说他的五权分立制度中的监察制度与考试制度，是从古代御史制与科举制学来的，认为那是“中国古代的良制”。

民国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源头，也是更重要的来源，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影响。从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开明派为了“制夷”而提出“师夷” 即学习西方的口号起，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便看到了西方“政教” 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的诸多优点。《海国图志》、《使西纪程》为当时的

同胞们提供了这一方面新奇而惊人的信息。从此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中国近代化作了不懈的努力，其间经历了 19 世纪 40—70 年代洋务派外交官的考察活动、始于 1875 年的早期改良派的宣传活动、1895 年的维新运动和随后独领风骚的辛亥革命运动，等等。它们之间尽管有质的区别， 但它们所提出的政治制度的主张一个比一个深刻则是事实。被民族危机催得早熟的中国资产阶级顾不得自己的幼稚和力量弱小，一代又一代付出努力， 想把西方近代化运动引入中国，每一代人都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做了前人所不曾做的事。民主运动正是一个“接力”运动。当跑向终点的最后一棒接力者享受鲜花和欢呼时，人们是不会忘记起跑者的艰辛与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