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单一”与“联邦”的论战

联邦制问题的理论之争,焦点在于这一制度是否适合中国国情。

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提出联邦主张时,正处在革命的起始阶段。彼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推翻清王朝,而关于取得政权以后的政治设计,尚无更多人去顾及,因而除了原则上因推崇美国而兼及推崇其联邦制以外,并未从理论上展开联邦制度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及什么是中国国情的普遍讨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导致在取得政权后对联邦问题忽赞忽否,东摇西摆。直到袁世凯大权独揽之势已成,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这才推出自己的知识分子进行联邦制理论的宣传。章士钊的《学理上之联邦制》、张东荪的《联邦立国论》、戴季陶的《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等著名论文,扬起了联邦制理论的旗幡。已倒向北洋军阀、代表资产阶级上层保守力量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张君劢等便起来反对,《联邦十不可论》堪称他们的代表作。梁启超“主任撰述”的《大中华》杂志,与张东荪主编的《新中华》杂志两军对阵,金戈铁马,展开了激烈交锋。

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关于世界各国如何实行联邦制。反对在中国采行联邦制者,认为世界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都是“先分后合”,即先有各邦,后根据需要联合各邦为一联邦国,如美国、法国等。中国本已是一个单一国家,如采用联邦制, 便是“先合后分”,与世界上联邦制国家形成的历史相悖。主张联邦制者反驳说:中国在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分别宣布独立,后“合各省之机关以组织共和政府”,亦是“由分而合”,与世界上联邦国家历史并无二致。

关于中国国情。反对联邦制者认为中国文化落后,民智未开,不足以言人民行使国家主权,民国以来的国会选举中已出现众多丑闻,若各省省长都实行民选,“则全国可以终年捣乱而遑论政治之进行”。主张联邦制者认为中国土地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只有联邦制才能使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把本地政治搞好,首届国会选举中出现的丑闻恰恰在于选举制度不能因地制宜,不根据各地政情的差别而作不同处置。

关于统一。反对联邦制者认为中国能以泱泱大国见称于世者,“唯持此统一之外形耳”,如将这一外形破除,必造成“藩镇割据”之局。主张联邦制者认为,以中国目前情形,北洋政府是一卖国政府,因而集权于中央“明明为卖国者开方便之门”,“是故不废集权等法,则终于卖尽而已”①。以中国之大,只有先分权于地方,启发人民自治能力,建设好各省,尔后始能建设好中国,“唯真分权始能真统一”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是反对北洋派的封建专制,因而联邦政治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进取性。

1920 年前后,联邦理论之争渗透到实际政治中,诸凡自治问题、宪法问题、缩小省区问题、地方制度问题、联省政治问题等等,无不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这一核心有关。《太平洋》杂志第三卷的“联省自治专号”,《改造》杂志第三卷的“自治问题研究”与“联邦问题研究”两个专号,《东方杂志》第十九卷连续两期的“宪法研究专号”等,发表了大量关于联邦制的长篇文章,较有影响的有:杨端六的《时局问题之根本讨论》、蒋百里的《同

① 《章太炎之国宪意见》,《太平洋杂志》3 卷 8 号。

② 圣心:《联邦立国论》,《新中华杂志》1 卷 2 期。

一湖谈自治的一封信》、蓝公武的《我的联邦论》、章士钊的《造邦》、李剑农的《民国统一问题》(三篇)、孙几伊的《自治运动与联邦》、宁协万的《宪法宜采联省民主制》。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们对于国事忧心如焚的心态。他们为联邦制奔走呼号,“乃起于国民良心上之要求:内感于武力压迫之痛苦,非分权无以杀其势;外受世界潮流之震撼,非自治无以谋生存”①。

但是,从思想实质看,联邦论者们只具有改良的愿望,缺乏对社会根本改造的主张。他们中间有些人更是理想主义者,以为只要争到了“省自制宪法”的权力,人民的利益便有了保障,人民便可以此为凭借与本省军阀作斗争,“各省人民与本省的军民长官打架,打出一个自治基础来”,然后“开联省会议,议定中央官制”,联邦制的中国就此形成。这种主张,只能是被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挤压得要发狂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狂想。

这场论战的规模、气势与深度是如此令人注目,以致刚刚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社会主义者也以自己独到的观察力表明自己的倾向性。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表示反对中国实行联邦制。资产阶级言论大师胡适立即骂陈独秀是“发昏之发昏”。使得这场论战的阵线犬牙交错, 几乎以为社会主义者的陈独秀也成了北洋军阀集权主义者的同盟。其实,陈独秀的根本观点,是主张人们认真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他认为“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独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而联邦论者则把自己的观点“完全建立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简直药不对症”,正确的方法“是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在这里陈独秀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的路线和方针。

① 李愚厂:《省宪问题(一)》,《东方杂志》19 卷 22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