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事首领统驭党和政府

国民政府的军事统率机关为军事委员会。这一机构曾在 1928 年 11 月撤销。1932 年 3 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恢复，“其目的在抵御外侮，整理军事，俟抗日军事终了，即撤销之。”会议通过的《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确定这一机关是“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其职权是关于国防绥靖之统率、关于军事章制与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关于军费支配与军实重要补充之最高审核、关于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关于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

① 《对于审查改进党务及调整党政关系有关修改总章部分之决议案》，1938 年 4 月 1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①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 647 页。

上之任免之审核。国民党“中政会”决定蒋介石为委员长兼参谋总长。

军事委员会本来为一单纯军事机关。其后，随着中日全面战争形势的迫近，军事委员会的职权逐渐增大，除辖有军事参议院、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以外，还设立了国防经济机构，如于 1935 年 4 月设立资源委员会。这一机

构的前身是原来属于参谋本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 1932 年 8 月，系一研究性机关，研究对象包括农矿工商电气交通行政金融土地乃至政治外交教育等等。改名资源委员会并隶于军事委员会后，其任务转变为对于经济事业的调查开发，更进而担任重工业的建设。这是军事委员会兼管经济的开始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中央于 1937 年 9 月作出决议：“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 这一决议中的前一句“最高统帅权”，亦即陆海空军大元帅之意。前一个月，国民党中央曾有成立“陆海空军大元帅大本营”之议，并决定以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后因国民政府未向日本宣战，大本营之议遂取消，并随之改为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最高统帅本应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但自从 1931 年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和不得兼任其他官职后，《国民政府组织法》关于“国民政府统率陆海空军”一条便长期得不到落实。直到 1937 年 9 月作出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的规定，并修改了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授权委员长执行《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三条所规定之职权”，至此，国民政府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上的缺陷才得到填补。

上述 1937 年 9 月决议中的后一句：“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亦即大本营制度的基本内容。按各国惯例，大本营是在战争状态下凌驾于党政军民一切之上的最高指挥机关。大本营既因上面所已经提到的原因而未曾设立，最高指挥之权便授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根据这一原则，军事委员会的机构作了重大调整，设立第一至第六共 6 个部，分掌作战、政略、国防工业、国民经济、国际宣传、民众训练等事项，但人员大抵由原机关兼任，如国防工业部由资源委员会办理，国民经济部由行政院实业部办理，国际宣传与民众训练两部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有关部门办理等，其用意是将领导关系移到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的体制下来。出于同样的目的，军事委员会还设立农业调查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以上 3 个委员会又合设

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此外还设有对外易货委员会。同年 10 月，在广州设立了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以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兼主任。无疑军事委员会还辖有它本身固有的职能部门，如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军法执行总监部等。8 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进一步决定将中央党部的组织、宣传、训练三部暂归军事委员会指挥，撤销了与军事委员会职权重叠的二、五、六部。但国民党当局很快便发现这样的指挥系统机构重复，人事交叉，违背了战时机构精简、提高效率的原则，因而于 1938 年 1 月对整个机构又作调整，主要是：中央党部脱离军事委员会重归党的系统；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国防工业）、第四部（国民经济）取消，其人员归于行政院经济部；军事委员会所属农业、工矿、贸易三委员会改称处，分属经济部与财政部，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交通部。经这次调整，军事委员会职责重在军事方面，着眼于“指挥全国军民，负国防之全责”、“统辖全国军民作战”。实际上已中止了“军

① 童蒙正：《现时之中央经济行政机构》，《中央周刊》第 24 期。

事委员会委员长对党政统一指挥”的规定。这种改变并不表明蒋介石权力的下降，因为蒋介石在战时兼职很多，除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又是陆海空军大元帅、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这许多“极限”职务，虽然在各该机构组织法中似乎有此高彼低之分，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陆海空军大元帅兼任”的提法，表明后者地位较前者高；又如“国防最高会议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意味着这两个机构为平级；又如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不是规定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亦不提陆海空军大元帅兼任，而规定由国民党总裁兼任，显然表示了国防最高委员会较另外几个机构政治的意味更深更浓，非由国民党总裁兼任不可。上述此高彼低的区别，由于他们同为蒋介石一人，因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内就从来不曾设问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否依旧对党政统一指挥以及如何实现指挥。依照蒋介石自己主持制订的有关法令，陆海空军大元帅蒋介石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担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结束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兼任新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依照法令“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这一幅“连环画”生动表明了国民党的抗战体制无论怎样改变，是始终围绕着蒋介石这一“圆心”运行。尽管花样不断翻新，只不过是老谱新唱。它们只是表明了国民党当局一直在摸索着更有效地集中权力发挥统治效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