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都樟树·

樟树，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是一座具有 1700 多年历史的文明古镇，它以其特有的药材生产，加工、炮制和经营闻名遐迩，素享“药不到樟树不齐， 药不到樟树不灵”之美誉，是我国著名的“南国药都”。

樟树医药事业的发展，源于远古。自起汉晋、三国时代，樟树便有药材摊贩摆摊卖药，悬堂施诊。唐代辟有药墟，宋代形成药市；到明代就有“药码头”之称，清朝时它已是南北川广药材总汇之所。

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是医与药同源、医与药为一体的。古代，当时的淦阳（樟树的古称）药摊既行医，又卖药。那时，药材多为自然植物的根、茎、叶，没有经过修治和炮制，一些需要折断或咬碎的药材，大多由行医卖药之人用嘴去撕咬，这便是原始的中药之饮片的加工。咬碎的药材称为咀片，至

今，樟树中药饮片零售店仍相沿成习称为“咀片店”。

汉晋期间，樟树行医卖药的人还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他们采药于山林， 巡诊在乡村，有如今日的游方草药郎中，开始他们只是兼业，既种田又兼采药治病，后来随着医药技术渐精，获利渐多便开始专门从事医药行业了。

两晋至隋唐，樟树的医药事业得以全面的发展，有许多新的发明和成就。陶宏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提出了药物的“甘苦之味可略，有毒无毒易知，唯冷热须明”的观点，受到医药界的普遍重视。唐朝苏敬等人的《新修本草》，收载药品 844 种，是我国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

（唐时《新修本草》是为朝廷组织人所修），比欧洲纽伦堡药典早 880 多年。这些医学家、药学家的成就，对樟树的医药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医药学家都与樟树阁皂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陶宏景是道士，曾在阁皂山讲学布道：《新修本草》上也收载了阁皂山产药伏菩、沙参、乌药、首乌、桔梗等 200 余种。《雷公论灸论》则成为樟树中药炮制的规范，故此有“术遵岐伯，法效雷公”之说。

宋元之际，官宦士绅习医种药成风，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公元 1126～1207 年），官至直秘阁。他在研究历史之余，又精心研究历代医家生平及其所著， 苦习岐黄之术，撰有《集医录》，他是樟树最早的医学著作传世的名人。

南宋偏安江南，使樟树中药交易规模进一步扩大，是为江南最大和主要的药材集散地，宋宝佑六年（公元 1258 年），樟树始建药师寺，以供奉药王和求神医病，昔日的药摊都已改为药店林立的药市，宋末诗人宋远曾在与友登华光阖时赋诗志别，《意难忘》一词其中便有“更与谁题诗药市，沽酒新丰”之句。

至明代，由于赣江改道，樟树成为袁河与赣江的交汇处，加强了它的港口地位。故此药材的集散规模更大，郑和下西洋，熊化出使朝鲜，使中医药与外国医药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樟树镇也开始了“舶来”药材的交易，外地客商也开始云集樟树，使樟树成为有名的“药码头”。

明末，由于战祸迭起，经济衰落，樟树药市日渐衰落，镇上市民大多被迫出走四方，因为他们的出走，也把樟树精湛的药材加工技术带给了全国各地。

清代康熙完成了统一，人民有了较稳定的生活条件，樟树的医药业重又恢复、发展起来，经过历代行医制药经验的积累，此时樟树的药材加工炮制技术已完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完整体系。药材生产的炮制技术的进步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药材商客，他们纷来沓至，将各地的药材带来樟树加工，又将加工好的成药远销全国各地，“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便自此开始。

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这时我国的医药事业也倍受摧残。民国十八年（公元 1929 年），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支持西医余岩等人的提议， 在国民党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上，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汪精卫还公然宣扬“不但国医应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在如此的政治气候下，樟树的医药业首当其冲遭到沉重的打击。

在这段苦难的岁月里，樟树中医药界在遍布全国的樟树药帮的支持下， 千方百计地保持樟树药业界的声誉和地位，他们惨淡经营，顽强斗争，使中药材集散地樟树始终保持着重要的地位，为祖国的中医药学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樟树的医药业有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药都面貌更是焕然一新。现在的樟树制药厂是江西最大的中成药制药厂，产品有 90 多种，药圃药物有 50 多处。种植面积由建国初期 14 公顷

扩大到 300 多公顷。每年秋季，全国各地的医药界代表云集于此，举行传统的一年一度的药材交流大会。药都樟树有着闪光的过去；崭新的今天，灿烂的未来，它将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中医药事业的繁荣昌盛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