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清兵入关和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1 清兵入关及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山海关之战与清兵攻占北京 崇祯末年，正当李自成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北京进军之际，清政权的最高决策人摄政王多尔衮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及时调整战略，积极为乘乱夺取农民战争胜利果实、进占中原、统一全国加紧准备。在这之前，清军虽曾多次深入中原腹心地区，但终因扼制东北进窥中原咽喉要道的山海关固若金汤，迫使清兵绕道入关，战线拖长，行动滞缓，难在内地立足，从而无法全面颠覆明皇朝。这时镇守宁远至山海关三百里防线的明宁远总兵吴三桂部，是一支拥精兵 4 万、地方地主武装 8 万～

9 万，为明廷、农民军、清军三方所关注的举足轻重的劲旅。大顺军攻占北京后，李自成即派居庸关降将唐通率本部兵马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吴三桂见明廷大势已去，父亲吴襄等家属又在北京，为保住身家产业决定投降。率部向京师进发朝见李自成，领受新命，山海关防务则由唐通部接管。三月下旬，行至玉田，传来吴襄追赃被拷“索饷二十万”①和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所占的消息，盛怒之下率部折返，向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 夺占山海关。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叛，亲率大军携吴襄和明太子朱慈烺等前往山海关招抚平叛。吴三桂自知无力与大顺军抗衡，为逃脱覆灭命运， 不顾民族大义，公然卖身投靠满洲贵族。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顺军占领北京的消息，立即乘农民军立足未稳大举兴师“代明”。原计划由蓟州、密云地区破边墙而入，行军至翁后遇吴三桂使者以“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裂地以酧为条件乞援②， 大喜过望，旋即招降吴三桂，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兼程进发。四月二十一日晚，清兵赶到山海关，屯驻于欢喜岭，“蓄锐不发”③，按兵观望。大顺军已于当日早于清兵抵达山海关，对吴军实施包围，昼夜展开激战。至二十二日晨，山海关北翼城被攻破。正当吴三桂全军行将崩溃之际，以逸待劳的清乓骤然向大顺军发动猛烈冲击。经历长时间鏖战的大顺军将士已经精疲力竭，遭此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敌兵猝不及防的偷袭，损失惨重，很快便被击败。李自成被迫连夜撤退，于四月二十六日败回北京。鉴于分驻各地的军队短期无法调集，北京新占领不久还很不稳定，在强敌紧逼的情况下不便据守孤城，大顺军决定放弃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后，即“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①，放火焚毁明宫殿和各门城楼，主动撤离北京。

多尔衮得知大顺军撤离北京的消息，迅即派兵紧追，同时亲自率军打着

① 张怡：《 闻续笔》卷 1。

② 李■：《沈馆录》卷 7。

③ 刘健：《庭闻录》卷 1。

① 李天根：《爝火录》卷 3 引《塘报》。

“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②的旗号赶往北京。在向北京进军中，清军改变以往“攻掠兼施”的做法，严明军纪，并采取笼络汉族官绅地主的措施，宣称“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严肃， 必不汝害”。④五月二日顺利进入北京。九月顺治帝从沈阳迁入北京，定都北京。

清兵入关后的政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清兵入关后的政策表现出维护满族贵族利益，推行圈地、投充、逃人、迁海、剃发等弊政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实行分化瓦解反抗力量策略的双重性特点。

清兵入关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大批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官兵随之涌入北京。顺治元年（1644 年）十二月，清颁布圈地令，把近京各州县原明朝皇亲贵戚、达官、太监被大顺军镇压或逃亡后的无主荒地分给“东来诸王、勋巨、兵丁人等”③，至顺治四年正月，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达

16.6 万多顷。这些土地经明末农民战争扫荡，大多已归农民耕种，许多地方连同房产一块圈掉，换给一些很远的老荒不毛薄碱地，这实际上是对汉族劳动人民的野蛮掠夺。与此同时，还配合实行投充法，即允许各旗收纳失去生产手段的贫民，充作“役使之用”①。投充法实质上是逼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扩大农奴队伍，被掳掠的农奴不堪虐待，纷纷逃亡，仅顺治三年“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②。为此，清廷颁行“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 流徙边远”③。圈地和投充法都维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厉行逃人法，把农奴牢牢束缚在庄园里，被清廷视为事关根本的国策。清初因浙江、广东、福建沿海集聚了一些抗清武装，清政府还曾颁“迁海令”，强制东南沿海所有居民内迁 3O 里～50 里，使捕鱼、贸易为生者失去生业，大大激化了矛盾。此外，顺治二年清政府还强令废除明朝衣冠、剃发梳辫，改从清制，以此作为进一步确立满族贵族统治的象征。清兵入关后推行的一系列弊政，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单凭满族贵族的力量根本无法确立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因此清初政策中又体现出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分化瓦解反抗力量的一面。尤其入关初，首当其冲的对手是大顺农民军，满族贵族充分利用农民军与地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竭力煽动明官僚地主对农民军的仇恨， 打着“为尔君父报仇”、“代为雪耻”的旗号，分化拉拢汉族官僚。进京后礼葬崇祯帝，服丧三日，明官一律保留原来的官爵，降清者升级任用，文臣衣冠暂用明制，剃发令暂缓实行。而事实上，清廷于崇祯十七年正月，还曾致书大顺军，提出“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富贵共之”①，冀图联合农民军推翻明皇朝，分亭胜利成果。对比之下，清的策略手段十分灵活， 其真正目的是要夺取全国政权。为了缓解人民反抗，清兵入关后也曾表示要免去三饷加派，实行减税，奖励垦荒，除明积弊，用以收揽人心，稳定政局。当时由于地主阶级中枢神经已被打乱，北方地主在清的拉拢引诱下，把恢复

② ④《碑传集》卷 4《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③ 《清世祖实录》卷 12。

① 《清世祖实录》卷 59。

② 《清世祖实录》卷 26。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 195。

① 《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明清史料》丙编第 1 本。

失去天堂的希望寄托在清政权上，纷纷投降，寻求庇护，并为共同镇压农民军而和满族贵族进一步合流。南方地主阶级为维护原有统治，确保自身利益不被侵犯，也把镇压农民起义视为首要问题，因而对清把主要打击矛头对准农民军的姿态表示欢迎。清的策略大体上起到了预期效果。

总的来看，清初政策的矛盾性、摇摆性很大，有的是出于变换策略的考虑而反复无常；同时也和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逐渐适应、调整有关。但总的来看，清初一些根本性的政策都带有落后的民族压迫的性质。清统治者用高压手段推行圈地、投充、“逃人法”等满族落后的生产方式，这本身既是阶级压迫，又带有民族压迫性质。而强行剃发易服，对汉族人民进行精神上的践踏，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民族压迫的性质。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超出了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入关初，明内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民族矛盾暴露得不充分，而表现出以满汉地主阶级与农民军的阶级矛盾为主。顺治二年（1645 年）清在潼关打败大顺军后，多铎一路很快移师南下，根本不理睬南明和议的请求，五月占领南京。南明一部分汉族地主阶级为争夺统治权和反对超出阶级斗争范围的民族压迫起而抗清。六月清在江南颁布剃发令后更激起大规模反抗，社会矛盾转化， 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