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南民登上历史舞台与社会凤尚的变迁

明中后期市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 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小工商业市镇的勃兴，以手工业工匠、中小商人、贫民为主体的市民逐渐成长，开始显示力量，于万历年间爆发一系列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明神宗为摆脱财政危机，向全国各地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对城市工商业者大肆掠夺。这些“矿监”以开矿取税为名，实则“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以为大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①。“税使”则随意设卡、滥加名目，“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税之人也”②，肆意掠夺民财，其结果使得“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③，对工商业造成严重摧残。一些工商店铺纷纷倒闭，“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处，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二人矣”， “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二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在淮安关，则称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挽捉，商畏缩不来矣。其他各关告苦告急之人，无日不至”④。断绝生计的工商业者、贫民在全国各地广泛掀起暴动。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湖广税监陈奉至荆州征税，沿途骚扰劫掠，激起“商民鼓噪者数干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①；隔年陈奉又在武昌百般勒索，再次激起民变，“冤民万余围绕陈奉公署，誓必杀奉。奉从后门潜逃，匿楚王府中。众民将番校耿文登等十六名捆缚手足，投之于江”②。万历二十七年税监马堂至临清州“尽行抽税，以致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不支”③，并纵手下亡命徒白昼抢掠，“致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④。织造太监孙隆驻苏州督税，对过往商贩“公行攫取，百价腾贵，民不堪命”；并盘剥机户，“擅自加征”，“每机一张，税银三钱”，致使“机户皆杜门罢织”⑤，织工、染工失业者各数千人。万历二十九年六月，织工葛贤（原名诚）率众包围孙隆公署，约定不错杀一人，

① 《明史·食货五》。

② 《明史·田大益传》。

③ 《明神宗实录》卷 376。

④ 《明神宗实录》卷 376。

① 《明史纪事本末·军民激变》。

② ③文秉：《定陵注略》卷 5。

④ 《明史·陈增传》。

⑤ 《明神宗实录》卷 361。

不掠一物，一举击毙孙隆的参随黄建节及汤莘、徐成二爪牙，将数名税官投入河中，焚烧豪富皂隶等十家住宅，孙隆连夜逃往杭州。矿监杨荣在云南多年，大事搜刮，百姓恨之入骨，“相率燔税厂，杀委官”⑥，杨荣血腥镇压，杖杀数千人，激起大规模民变。万历三十四年万余民众攻杀杨荣，烧毁杨宅，并杀其党 200 余人。当时城镇市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大小不下数百起。其中影响较大的尚有：万历二十八年蔚州矿工反抗矿监王虎的暴动，同年潮州市民反抗广东税使李凤的民变，万历三十年景德镇市民反抗江西税监潘相的斗争，万历三十六年锦州军民反辽东税监高淮的暴动，以及万历四十二年福建高寀激成的漳州商民暴动。万历三十一年北京西山煤矿窑工、脚夫和部分窑户反对宦官王朝征商，结队至京城示威，一时“填街塞路，持揭呼冤”，竟至“倾动畿甸”①。除了市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暴动外，明清时期一些手工业工匠还曾组织罢工，“齐行叫歇”。广州工匠成立“西家行”与工商业主的“东家行”对立。北京瓦木工人“凡属徒工，皆有舍馆”

②。苏州喘匠几次“倡言欲作踹匠会馆”，“蛊惑众匠，以增添工价为由”，

为此康熙年间官府接苏州七十二家布商联名控告，将为首工匠“各拟重仗”， “驱逐递回原籍”③。这种市民大规模抗暴斗争和手工工匠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不但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也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所罕见。这一方面反映封建官府对工商业摧残和对市民压迫的沉重，同时也标志着市民作为一支独立的新兴社会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价值观念与时尚风习的剧空 明中后期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市民的兴起，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风尚也为之一变。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繁华，加深了发达地区居民对市场的依赖，刺激起人们对消费享乐的无厌追求，拜金逐利“锚铢共竞”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一向标榜“以廉俭自守”的官绅，嘉靖年间“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人犹其非笑之”，而“至迩年来则大异矣。初试为县令，即已买田宅盛舆贩金玉完好，种种毕具。甚且以此被谴责，犹恬而不知怪，此其人与白昼攫金何异”！④ 至万历年间更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⑤，“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⑥。以至明末清初“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①。金钱至上的观念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真可谓“人为铜钱，游遍世间”、“求人一文，跟后擦前”②。传统的尊卑长幼等级秩序也受到金钱观念冲击，“奴富至数百万，初缙绅皆丑之，而今则乐与为朋矣，即地方监司亦多与往来，宴饮馈遗，恬然无复廉耻之色”③，更有甚者，“缙

⑥ 《明史·梁永传》。

① 《明神宗实录》卷 380。

② 枝巢子：《旧京琐记》卷 9。

③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 41 页。

④ 万历《上元县志》卷 10。

⑤ 《歙具志·风土论》。

⑥ 《五岳山人集》。

① 康熙《西安县志》卷 6。

② 朱载堉，《山坡羊·钱是好汉》。

③ 任袁萃：《林居漫录》前集卷 3。

绅家之女惟财是计，不问分类。⋯⋯昔人所丑，今人所趋也”④。逐金竟富之余，社会上普遍追求奢侈享乐，“厌常喜新，去朴从艳”⑤，蔚成风气。不但上层官绅之家奢糜无度，就是普通市民、村富也服饰逾制，“恣所好美，僭侈无度”、“但有财尽能索矣”⑥。如崇祯三年礼部所云“近日肯吏峨冠切云，僮隶倡优锦绮曳地，朱碧红紫，刺绣索组，日新月异。人倡群效，以至居室器用，无不夸奇”⑦。不管什么样的衣服、房子，“也不管该穿不该穿，该住不该住，若有几个村钱，那庶民百姓穿了厂衣，戴了五六十两的帽套，把尚书侍郎的府第都买了住起，宠得那四条街上的娼妇都戴了金线梁冠，骑了大马，街中心撞了人竟走”⑧。士大夫文人也以言行举止新奇怪诞惊世骇俗为时尚，以至有人作诗云“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⑨。

晚明的逐金奢侈之风固然有腐朽没落的消极一面，但如清人龚自珍所说，“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①，其间也透露出突破传统礼制观念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开路的新时代气息。明末上海人陆揖在《兼葭堂杂著摘抄》中即公开反对“财节则民可与富也”的禁奢主张，他认为“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未者归农矣”②。这种消费观点的提出和逐金奢侈之风的盛行，确有顺应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冲击封建经济秩序的积极一面。入清之后，因清初的逆转和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高度强化，晚明的这种社会风尚一度受到遏制；但随着清前期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复苏发展，逐金奢侈之风又再度盛兴，并氲化出一些悖逆封建纲常礼教的崭新风气。即以最为古旧陈腐的妇学领域为例，乾嘉年间在人文荟萃的江南市镇，一些先进知识妇女竟然突破男女千古之大防，兴起一股走向社会从师求学、以诗文结社会友的新风气。其中以袁枚广收随园女弟子最为著称，“四方女士闻其名者” 都十分敬佩，“故所到处，皆敛衽极地，以弟子礼见”③，一时“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④。她们还结成诗社，“月必数会，会必拈韵分题，吟咏至久”⑤。随园女弟子外，还有王兰修、吴藻等碧城仙馆女弟子、张滋生等吴中十子。章学诚“诗伯招摇女社联，争夸题品胜胪傅”、“诗社争名功倍半，天然风韵压须眉”⑥的诗句，便反映出当时女社、诗社之盛。名门闺秀的离经叛道举动招致卫道者们的惶恐不安，他们指斥“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而为邪人播弄，浸成

④ 《林居漫录》别集卷 6。

⑤ 李乐：《见闻什记》。

⑥ 万历《沃史·风俗考》。

⑦ 《国榷》。

⑧ 《醒世姻缘传》第 26 回。

⑨ 《见闻杂记》卷 10。

① 龚自珍：《定庵文集·江左小叙辨》。

② 《记录汇编》卷 204。

③ 《随园女弟子诗·汪心农序》。

④ 章学诚：《丁巳札记》。

⑤ 冯娴，《和呜集·林以宁跋》。

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①。女弟子则公然批驳，“谓不宜与（随园、兰泉、梦楼）三先生追随赠答，是谓妇人不宜瞻泰山仰北斗也。为此说者，应亦哑然自笑矣”②。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盛、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等社会与经济的变动，明显是导致当时习俗风尚变迁的底蕴与依据。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丁巳礼记》。

② 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