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明后期土地兼并狂潮进一步恶性发展，其中皇室藩王扩占庄田的情况尤为突出。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河南洛阳，神宗赐田 2 万顷，“中州腴田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①。裹宗时，赐“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②。历代藩王不断赐田，致使一些州县已无地可拨，于是将租银摊派到各地百姓头上，谓之“无地之租”。明季已经到了“中州地半人藩府”的地步，仅沛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③。其余宦官权贵、各类地主也纷纷巧取豪夺，天启时宦官魏忠贤占地万顷以上，浙江奉化全县交纳钱粮定额 2 万两，乡官戴澳一家就占到一半，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④。一些庶民地主如三吴地区“邹望者，亦有田三十万亩，僮仆三千人，四十别墅”， “苏州齐门外有钱槃者，亦田跨三州，每岁收租七十九万”⑤。失地农民沦为佃农，“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⑥。湖广、江浙、皖南、江西、福建、山东等地出现“世仆”、“佃仆”、“僮”、“奴”制度。豪门大姓多买成百上千奴仆耕种，嘉定县地主，有的甚至“僮仆多至万指”⑦，而上海竟全县“几无王民”⑧。主奴之间等级森严，如《研堂见闻杂记》所载，“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夫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除了“饥寒劳苦”役使压榨外， “父母死不听其缞麻哭泣矣，甚有淫其妻女若宜然矣，甚者夺其资业，莫之间矣，又甚者私杀之而私焚之，莫敢讼矣”①。土地高度集中的结果，还在农民被迫“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②的同时，导致大片土地弃耕荒芜。天启年间河南真阳一带已是“四十里中一望皆黄茅白草，察所过之地，皆行地亩中，亩之疆界尚在，而禾把之迹无一存者，计耕作久废矣”③。生产关系的逆转倒退和土地与劳力的分离，使得明末社会经济严重萎缩，陷于难以为继的根本性危机。贪暴腐败的统治阶级还把城镇工商业当作攫取财富的重要源泉。万历年间明神宗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至全国各地，以开矿、征税为名，肆意劫掠，对民间工商业造成严重破坏，并在全国范围激起一系列大规模市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

明后期因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皇室的挥霍浪费以及对后金用兵消耗庞大军费开支，造成财政严重亏空。崇祯未年仅支付宗禄一项开支即占到

① 《明史·福王常洵传》。

② 《明史·食货一》。

③ 汪价：《中州杂俎》卷 1。

④ 丁元笃：《西山日记》卷下。

⑤ 钱泳：《登楼杂记》。

⑥ 顾炎武：《日知录》卷 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⑦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20《江南八》。

⑧ 乾隆《上海县志》卷 20《祥异》。

①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 19《义男归》。

② 雍正《陕西通志》卷 86 马懋才《备陈灾变疏》。

③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 2。

二税收入的 225％，以至一些王府的禄米有“缺五十年不支者”。④而天启年间朝廷拖欠各边镇年例钱粮，则高达 900 余万两。为摆脱财政危机，朝廷一再增加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名目的加派，大大加重人民的负担。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因对辽东后金作战，按亩加派“辽饷”，每年增赋 520 万两。崇祯时，为镇压农民起义，加派“剿饷”330 万两；又以对付清兵人边为名， 加派“练饷”734 万余两。以上三项合称“三饷”，每年总计加征近 1600 万两。此外尚有关税、盐课、杂税以及“助饷”、“均输”等诸多加征名目， 加派总额超过正赋一倍以上。与此同时，朝廷还带征历年拖欠钱粮，预征来年部分钱粮，所谓“正项不足，杂派继之，科银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内并征，水旱灾伤，一切不问”①。贪官污吏还借机暗行加派渔利，以至“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②。本来一条鞭法已将徭役折银并入征收，至此，鞭外有鞭、额外有额，再行佥派。其中尤以北方驿递之役最为繁重，百姓“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③。人祸之外，又有天灾。天启、崇祯年间连年灾荒，物价腾飞，饥民卖儿鬻女，“人贱而畜贵”，“若小厮妇女， 不过钱一千、二千”，只值两只鸡爪的价钱# ④。崇祯末年，畿内 、山东、河南等处“甚至人人相食，朝不保暮”⑤，明末的天灾人祸已经把百姓逼上了绝路，面对“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的惨状， 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哀叹：“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