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中后期的社会危机和清初的政治统治一 明中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改革

1 明中期的社会矛盾

政治腐败 明中后期是继汉唐之后宦官专权在中国封建社会为害最大的时期。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曾采取一些措施防范宦官于政，朱棣夺位得力于宦官帮助，为监视诸王、肃清建文余党，开始重用宦官。不过英宗之前诸帝尚能勤于政事，较为精明，即或倚重利用宦官，也还能控制政局。英宗往后几个皇帝昏庸无能，长期不问政事，遂为渐趋强大的宦官势力提供可乘之机。英宗朱祁镇 9 岁继位，年幼无知，开始出现王振于政的局面。王振出身儒士，担任过教官，因“九年无功”，本当滴戍，于是“自宫以进”，后被宣宗选入东宫“侍太子讲读，太子雅敬惮之”①。英宗继位后，命其掌管司礼监，“宠信之，呼先生而不名”②。王振则“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③。正统七年（1442 年），对宦官管束甚严的张大后去世，王振更加肆无忌惮，公然毁掉洪武年间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碑， “于是权悉归振矣”④。王振进一步安插亲信控制锦衣卫，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一时朝中官僚“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转集”，在外方面大臣“俱攫金进见，每当朝觐日，进见者以百金为恒，千金者始得醉饱出，由是竟趋苞苴，乃被容接，都御史陈镒、王文俱跪门俯首焉”⑤。乃至一般公侯勋戚都尊称他为“翁父”。兵部侍郎徐晞、吏科给事中刘睿因跪拜逢迎王振，分别擢升为兵部尚书、户部尚书，而侍讲学士刘球因上言请削振权，竟被下狱肢解。王振的专横跋扈，还直接导致后来挟英宗亲征瓦刺，于土木堡惨败， 50 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国力大大削弱。

英宗之后，宪宗成化年间又出现宦官汪直专权的局面。宪宗朱见深成化七年（1471 年）召见阁臣一次，此后 16 年从不上朝理政。太监汪直初为宪宗宠妃万贵妃身边的小内侍，后被委派伺察刺事而受到信任，成化十三年

（1477 年）出掌新设特务机构西厂，权势远在锦衣卫和东厂之上。成化十五年，宪宗又诏令汪直巡边，得以监管指挥九边兵马，典兵预政，空前显赫， 致使时人“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①。汪直揽政时期，屡兴大狱，肆意横行，“一时九卿劾罢者，尚书董方、薛远及待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②， 土大夫“益俯首事直，无敢与抗者”③。汪直巡视边镇之际，“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箠挞守令；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橐鞬迎谒，供张百里外”④。朝中大臣同样“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绕葱”⑤。只是借助于宦官之间的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 29 下。

② ④⑤《明史纪事本末》卷 29《王振用事》。

③ 《明史·宦官一》。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 37《汪直用事》。

② 《明史·汪直传》。

③ 《明通鉴》卷 33。

④ 《明史·汪直传》。

⑤ 郎瑛：《七修类稿》卷 12。

内部矛盾，才得以于成化十九年（1483 年）以欺罔苛扰罪将汪直罢黜。

宪宗之后，孝宗一朝虽仍重用李广等太监，难以尽除积弊，但总体上政局有所改观。至武宗即位，在刘瑾操纵引导下，荒嬉废政，更甚于前。正德初年，刘瑾及其同伙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结成宦党，人称“八虎”。他们除控制司礼监、东厂、西厂外，又矫诏设内行厂，并每每乘武宗玩兴正浓之际将各司章疏奏诸省决，武宗总是答称， “吾用尔何为？乃以此一一烦朕耶？”于是刘瑾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剖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①。刘瑾还通过打击排除异己，安插焦芳等亲信党羽，把持内阁及六部大权，并矫诏命内阁撰敕，“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②，从而全面控制从中央到地方一切政务。阁臣甚至完全秉承刘瑾意旨于其私宅拟旨，“府部等衙门官禀公事，日候瑾门，自科道部属以下皆长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还京者，朝见毕，必赴瑾见辞以为常”③。诸司官朝觐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任之日，取官库贮倍偿之，名曰‘京债’，上下交征，恬不为异”④，最终加重对百姓的盘剥压榨。

宦官因生理上受到摧残，往往心理扭曲变态，又兼长期生活在宫廷里， 缺乏实际从政、理财、治军经历，擅长曲意奉迎、玩弄权术，比起一般官僚集团更加冷酷、险狠、贪暴。宦官干政本身是寄生于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赘瘤，与封建帝王的腐败昏庸互为因果。明中后期诸帝大多长年不上朝理政， “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之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 其余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⑤。宪宗成化时，身为内阁首辅的万安所上一小箧疏文，竟然为“皆论房中术者”⑥。方士李孜省、妖僧继晓也因献房中秘木而累进高官。正德年间刘瑾被诛之后，武宗继续在钱宁、江彬引导之下出入豹房，数次巡游宣府、大同，“凡车驾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御，至数十车”，“远近骚动，所经多逃亡”①。明世宗虽不重用宦官，却迷信道教， 佞臣当道。邵元节、陶仲文皆因“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 而平步青云，由进士起家的应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参议顾可学也都“以方药受知世宗”，致位卿贰宫保②。尤其是善写青词受到世宗宠信的严嵩出任内阁首辅后，风俗大变，“盖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 天下皆尚谀”，一时“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疏，巧弥缝者为才能，励节介者为矫激，善奔走者为练事”③。户部发放边饷，竟至“输边者四，馈嵩者六”④。明中期在宦官、佞臣长期把持之下，正直耿介的官员遭到打击排斥，一味行贿献媚曲意逢迎的奸邪之辈官运亨通。官吏的铨选考核制度和国家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各级官吏贪污腐败，素质低劣， 无法对社会实行规范有序的控制管理。这一切都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① 《明通鉴》卷 42。

② ③④《明史纪事本末》卷 43《刘瑾用事》。

⑤ 赵翼：《陔余丛考》卷 18。

⑥ 《明通鉴》卷 35。

① 《明武宗外纪》。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21《秘方见倖》、《进药》。

③ 《明史·杨继盛传》。

④ 《明史·张羽中传》。

激化了阶级矛盾，使政局更加混乱黑暗。

边防残破 明英宗正统年间，瓦刺部首领脱欢统一蒙古诸部。其子也先掌权后进一步扩张势力，南下威逼明边塞。其时正值王振专权，非但不强固边防，反而接受贿赂，私卖兵器等违禁物品。正统八年（1443 年）翰林院侍讲刘球上疏指出瓦刺“包藏祸心”，建议派遣御史阅视京边、训练军队、召募屯田、加强军备。因疏中触犯王振，竟被下狱杀害。正统十四年（1449 年） 七月，也先终于率兵分四路大举南侵。王振一则怕危及老家蔚州（河北蔚县。一说山西大同）的财产：再则想侥幸取胜邀功，进一步巩固提高自己的权势， 在粮草不足、未作准备的情况下，不顾朝臣反对，仓促挟持英宗率 50 万大军出居庸关亲征。结果粮草不济，僵尸满路，加上前军失利，又慌忙班师逃跑， 并因等候辎重拒绝入保怀来县的正确意见，屯驻于地高无水的土木堡。后被瓦刺军追上包围，切断水源，饥渴难耐。也先乘明军移营就水之机，挥军冲杀，明军死伤大半，全军崩溃，20 余万骡马及无数兵器盔甲辎重尽为也先缴获。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瓦刺生俘。“土木之变”惨败之后，京城“赢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恟恟，群臣聚哭于朝”①，贵族官僚纷纷准备弃城南逃。九月初六，在兵部侍郎于谦等抗战派劝请下，临时监国的郕王朱祁钰正式即皇帝位，是为景帝，改元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就任兵部尚书后，迅速整顿边务，调兵遣将，赶制武器，加强训练，并惩治王振党羽和临战脱逃的边将宦官，士气大振，守城军士很快增至 22 万。同年十月，也先

挟英宗兵临北京城下。于谦率兵出德胜门背城决战，相持 5 天，重创瓦刺军队，城厢居民也纷纷“升屋呼号，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②。瓦刺攻城受阻，加上民兵四处袭击，恐增援人马截断归路，遂于十月底撤围退走。也先因见景宗即位，扣留英宗已起不到要挟作用，于次年八月放还。景泰帝名义上仍尊之为太上皇，实则将其幽禁于南宫。于谦认为“上皇虽还，国耻未雪”③， 继续加强边防建设。瓦刺部则因内部矛盾，互相攻杀，势力衰落。景泰八年

（1457 年）正月，景泰帝病危，总兵宫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乘机夺取东华门， 闯入南宫，拥英宗复辟，改元天顺，是为“夺门之变”。此后，英宗下诏逮捕杀害于谦等将领，自坏长城，边防又渐趋废弛。至孝宗弘治初年，鞑靼部达延汗再次统一蒙古各部，嘉靖初年，其孙俺答汗部尤为强悍，几乎“无岁不入寇，前后杀略吏民剽人畜以亿万计”①。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俺答举兵南下，严嵩党羽宣大总兵仇鸾重贿私盟俺答，使其不犯大同，移兵东进，由古北口进逼北京。当时北京守城士兵仅 4 万～5 万人，破盔烂甲，半系病残，严嵩竟授计兵部尚书丁汝夔不可轻战，听任俺答掠抢，“饱将自去， 惟坚壁为上策”，结果俺答“掠男女赢畜、金帛财物，既满志，捆载去”， 仇鸾十余万骑兵却“相视莫敢发一矢”②。在蒙古贵族反复掠杀之下，“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帝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③。与此同时，东

① 《明英宗实录》卷 181。

② 《明纪》卷 14《英宗纪》。

③ 《明史·于谦传》。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 60《俺答封贡》。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 59《庚戌之变》。

③ 《明穆宗实录》卷 59。

南沿海倭寇活动猖獗，葡萄牙侵占澳门也发生在嘉靖中期。明皇朝内外交困， 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土地兼并与流民失业 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批农民流亡失业，生产关系失调，形成经济危机。这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自耕农分化，通过土地买卖等经济手段，不断把土地兼并集中到大地主手中。官府沉重的赋役盘剥，加快了小农破产、土地兼并的进程。另一方面，统治阶级腐朽贪暴，依仗权势，用超经济手段抢夺霸占的情况也十分突出。皇帝、王公、勋戚、宦官控制经营的皇、官庄田数量猛增，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宦官军校在皇庄所在之地，“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之利，靡不刮取。而邻近地土则辗转移筑封堆，包打界至，见亩征银”④，不断扩张。王公勋戚则采取请求皇帝赏赐的方式占田，“名曰请乞，实则强占”⑤，井往往强夺吞没外围民田，“始而侵占投献，终则劫掠乡村”①。宪宗王皇后之弟王源原有土地仅 27 顷，后竟“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干二百二十顷有奇，可耕者三百六十六顷，中多贫农开垦成熟之地”②。孝宗弘治初年，畿内皇庄占地 12800 多项，“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③。正统年间，墓场“多被内官内使等入侵占，私役军士耕种”，以致“草场狭窄，马多瘦死”④。至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 年），“往顺天各府查勘各庄上田，共二十万九百一十九顷二十八亩”，世宗即位之初，又“数年间侵占之数过于原额己十倍矣”⑤。一般官僚地主豪绅兼并土地的情况也很严重，正统年间凤阳等处“豪强官军多占田地，各立庄业，招引无籍小人耕作，有一家至于余亩者”⑥，扬州地主赵穆一次就“逼取民田三千余亩为己业”⑦，而北方“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顷，悉为豪右所占。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家，细民尖业”⑧。嘉靖时内阁首辅严嵩更“广市良田， 遍于江西数郡”⑨。兼并土地的狂潮并且波及到军卫屯田，导致军屯制度的破坏。弘治年间，已有官员指出，“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屯田有名无实”⑩。明初国家控制的土地数额为 850 余万顷，弘治十五年（1502 年）仅有 422 万余顷，“天下额田己减强半”，其去向“非拨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在这种情况下，“赋税何从出，国何从足耶！”①皇、官庄田和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隐漏赋税的结果，必然加重普通农民的负担。明初宣布原北方“永不起科”的田地，至景泰年间已全部征科赋税。正统初年规定江南诸省田赋

④ 《皇明经世文编》卷 202 夏言《查勘报皇庄疏》。

⑤ 《明史·李森传》。

① 《明书》卷 92《黔宁王沐英世家》。

② 《明宪宗实录》卷 204。

③ ⑤《续文献通考》卷 6《田赋六》。

④ 《明英宗实录》卷 119。

⑥ 《明英宗实录》卷 108。

⑦ 《明英宗实录》卷 45。

⑧ 《续文献通考》卷 2《田赋二》。

⑨ 《明史·王宗茂传》。

⑩ 《明经世文编》卷 63 马文升《请屯田以复旧制疏》。

① 《明经世文编》卷 187 霍韬《修书陈言疏》。

中的一部分米麦折银上交，谓之“金花银”，比例为粮 4 石折银 1 两，至成

化时提高到每 1 石税粮征银 1 两，凭空增加 3 倍。明中叶官私田租极重，往往“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②。而官府编排差役时放富差贫的做法，则使“贫者弃祖离乡”③，“愈遗累

于当役之小民”④。正德以后，官府本已把各项力役差役改为银差，结果纳银之后又复征力差，百姓苦不堪言。一般地主无减免特权，便贿赂官府，采取把田地投献寄于可免杂役的仕宦、缙绅名下和把田地分散到小农名下以降低户等的“诡寄”、“飞洒”等手段，以逃避赋役，转嫁他人。以致“有地无立锥而籍逾顷亩者，有田连阡陌而版籍无担石者”⑤。地方宫则援用里甲“赔纳”法将隐逃的赋役惧令小户赔偿，“小户逃绝，令里长；里长逃绝，令粮长；粮长负累之久，亦皆归于逃且绝而已”⑥。陪纳越重，逃亡越多，土地兼并越严重。恶性循环的结果，最终“民苦赋役，十室九空”⑦，田地抛荒，出现大批无业流民。成化时期，北直隶顺大八府，流民已多达 26.3 万余户，72 万余口。国家控制的在籍人口锐减，弘治四年（1491 年），本来“承平久矣， 户口蕃且息矣”，结果反而“乃户仅九百一十一万，视初年减一百五十四万矣；口仅五千三百三十八万，视初年减七百一十六万矣”①。明中期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失业，彻底破坏了明初“官不缺租，民有恒产”②等建立在自耕农经济之上的统治基础。国穷民贫和大批流民失业还使社会秩序紊乱，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的稳定。土地与劳力分离造成的生产关系倒退、社会生产萎缩更形成了深刻的经济危机。而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经济危机，必将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

农民起义 明中期的政治、经济、边防危机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激起连绵不断的武装起义。以破产农民为主的流民成为起义的主力军。多达数百万的流民之中的一部分被豪强地主招为隐占的佃农，普遍佃农化的结果既发展了租佃关系，也被利用来“增租夺佃”加重剥削。有些佃农实际上沦为“家奴佃仆”的境遇③，则反映了生产关系上的倒退。也有小部分流民流入城市手工业部门，充实手工业劳力市场。但因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市场、官营匠役制等条件的限制，容纳的人数极为有限。另有少数被迫到海外谋生、出家为僧道以躲避差役或沦为乞丐。大多数流民进入深山大谷垦荒开矿，“食地利而不输租赋，旷丁力而不应差徭”④，争取到生产、生存的权利，并对开发边远地区荒山野岭做出贡献。但因官府实行封禁政策，厉行驱逐追捕，进一步激化矛盾，逼迫百姓奋起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闽浙赣山区流民起义，刘通、李原领导的郧阳山区流民起义和刘六、刘七

② 《广治平略》卷 3《舆地篇》。

③ 《明宪宗实录》卷 33。

④ 沈瓒：《近事丛残》卷 4。

⑤ 《明书》卷 67《土田志》。

⑥ 陈子壮，《昭代经济言》卷 3。

⑦ 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 7。

① 《明世宗实录》卷 102。

② 《明太祖实录》卷 242。

③ 《明经世文编》卷 226 钱琦《设县事宜》。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 38，《平郧阳盗》。

起义。

正统十二年（1447 年〕，冲破禁令结伙在闽浙山区开矿的流民遭到官府追捕镇压，于是在叶宗留领导下举行起义，出没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次年福建沙县佃农不交正租之外的鸡鸭之类“冬牲”，拒绝把地租送到地主家中，官府派兵拘捕。邓茂七率众反抗，占领沙县，号称“铲平王”，先后攻占 20 余县。叶、邓两部还曾配合作战，互相声援，但未能进一步联合，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正统十二年和十四年叶、邓相继阵亡，部众坚持斗争，历时五六年。

郧阳地区地处湖广、河南、陕西、四川数省交界地带，山势险要，资源丰富，素为明皇朝所封禁，英宗天顺年间已聚集 150 多万流民，遭到官府驱赶镇压。成化元年（1465 年）刘通、石龙等率数万流民起义，建立政权，国号汉，建元德胜，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成化二年遭围攻镇压，刘、石先后被俘杀。成化六年刘通部下李原等再度起义，号称“太平王”，很快控制了整个荆襄地区，发展为百余万起义大军。农民军大多赤手空拳，被明右都御史项忠 25 万装备精良的官军残酷镇压，成化七年李原等战败被杀。在项忠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下，农民军被分化瓦解，约百万流民被诱骗出山还乡“复业”， 沿途遭折磨染病致死达数十万人。项忠官兵还入山大规模屠杀，“尽草薙之， 死者枕藉山谷”①。但流民入山就食的趋势并未被遏制，成化十二年集聚在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达几十万人之多。明政府被迫改变策略，于当地设郧阳府， 安抚流民，“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军吏，编里甲， 宽徭役，使安生也，则流民皆齐民矣”②。大规模流民起义虽然最终失败， 但毕竟通过几百万人的反复斗争，在争取到赦免逃移罪、免除拖欠钱粮、延长免除杂泛差役期限等较好条件下返乡复业；而对离乡年久、产业已成的流民也允许就地报官附籍，取得在封禁山区开发、生存的权利。

正德年间，京畿地区皇、官庄田急剧膨胀，加上军屯占地及豪强地主侵吞，土地兼并格外严重。而且正统以来政府令畿内民家代养边马，百姓负担沉重。这一带靠近京城，宦官厂卫施暴的危害也更酷烈，阶级矛盾特别尖锐激烈。正德五年（1510 年）十月，刘六、刘七首先在霸县揭竿而起，贫苦农民积极响应，“弃家从乱者比比而是”①。起义队伍很快又和赵燧等领导的河南等地的义军会合，发展成数十万大军，转战于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南直隶、江西等地。起义军树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大旗，几次进逼南北二京，矛头直指封建统治中心，在明皇朝腹心地区造成巨大震动，被统治阶级哀叹为“丧乱之惨，乃百十年来所未有者”②，武宗不但出动京营禁军，而且征调延绥宣大边兵及一些地方军队围追堵截，历时 3 年，才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