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定《大明律》

明初自洪武元年编定《大明律》，以后用了 30 年的时间反复修订，至洪武三十年（1397 年）正式颁行《更定大明律》30 卷，460 条。《大明律》的条例简于唐宋元律，但在保护君主权威、统治阶级特权和镇压人民反抗方面， 比唐宋律更为严厉残酷。作为《大明律》的补充，明初同时颁定《大明令》， “《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法司得援以为证，请于上而后行焉”①。洪武十八年（1385 年）至二十一年（1388 年）又相继颁行《大诰》、《大诰续编》、

《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四编共 236 条。《大诰》汇集朱元璋审判各类犯罪的案例，实际上起到诠释和补充《大明律》的作用，同样具有法律权威。朱元璋还规定，“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各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②。以此普及法律知识，使百姓自觉“奉法守分”、“应役输租”，巩固统治，“上下相安”③。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将《大诰》中的有关条目择要辑出，附为《大明律》例，《大明律》及其条例成为明代较为稳定的刑律。《大明律》例中所辑凌迟、枭示、族诛一类案例达几千件，弃市以下案例 1 万多条，其中不少属于法外用刑，这体现了“朕即法律”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法律原则。明初的刑律把维护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的纲常名教进一步法典化，也反映了君主专制集权国家机器更加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