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

隋唐时期国内交通分陆路与水路两种。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东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广州（今开封），远至山东半岛；西南至成都，西北至凉州（今甘肃武威），远通西域；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 南达广州。水陆交通有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沟通了东部地区南北的主要水系。隋炀帝为了有效地控制地方，加强偏于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与日益南移的经济重心之间的联系，扩大漕化，下令开凿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 南到余杭，北抵涿郡，共分三大段，中段由连接黄河、淮水、长江的通济渠与刊沟组成，北起洛阳，南至江都。南段名江南河，北起长江南岸之京口（今镇江），南抵余杭。北段名永济渠南起洛阳，北通涿郡。全长两千多公里， 贯通南北，沟通了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四大水系，便利了南北交通及经济文化往来。南方众多的河流、湖泊构成多重水道网，使各城镇、地区紧密相联。沿海地区，海上交通亦逐步发展。当时水陆运输的盛况，有人形容曰：“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已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 腔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①。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为了保证行政和军事的需要，唐朝的驿传制度逐步完善。在水陆主要交通道路上，大约每 30 里设一处驿站，全国共设驿站

1643 所，其中陆驿 1297 所，水驿 260 所，水陆相兼驿 86 所。驿站备有宿房、驿驴、驿马、驿船。沿驿道两侧，夹路列店设肆，接待来往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②。

唐朝对外的交通线主要有西北的陆路和东南沿海的海路。陆路自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新疆，通往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这就是被誉为“丝绸之路”的中西交通线。海上交通线以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广州、扬州、登州（今山东蓬莱）、楚州（今江苏淮安）、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为起点，通往东南亚、新罗、日本、大食及波斯等国家和地区，互相开展贸易往来。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和药材等，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

《新唐书·地理志》转录了贞元时宰相贾耽所记唐时通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通往国外的主要的七条交通道路：“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陕西横山县西）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内蒙包头附近）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越南河内）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上述七条道，可分别通往高丽（新罗）、渤海、日本、回纥、西域， 并再向外远至西亚、欧、非等洲，可谓四通八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