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商品经济的繁盛

社会分工扩大与商品贸易繁荣 明清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这首先表现在民间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显著。明中后期江南一些城镇出现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倚织为命”的机户①，如膜院镇有所谓“以机为田，以梭为未”的“机业之家”

②，嘉兴王江径镇“多织绸收丝镐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③，盛

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而日夕治丝”④。各种民间手工业正是在突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其次地域性分工也日益明显。其中一类是农业生产内部由于水土、气候条件和种植传统不同而形成一些专门或主要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产区；另一种则是手工业生产地区和原料产地之间的区域分工，使手工产品、原料，包括部分农产品成为商品。如松江郡“官民军皂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⑤，而“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絍而寡于艺”⑥，于是“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物率从贸易”①。以丝织织锦著称天下的成都，竟然“千里无一株桑”，原料来自“家种桑而人饲蚕”的间中②。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产品相互成为商品，彼此成为等价物，并因此形成市场，奠立起破坏自然经济、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③ 《续文献通考·征榷考》。

④ 《明经世文编》卷 357，庞尚鹏：《清理盐法疏》。

① 参见《明神宗实录》卷 180、187、380。

② 胡琢：《濮镇纪闻·风俗》。

③ 万历《秀水县志·市镇》。

④ 乾隆《吴江县志》卷 38。

⑤ 《农政全书》卷 35。

⑥ 王象晋：《木棉谱序》。

① 钟化民：《救荒图说·劝课纺绩》。

② 章潢：《图书编》卷 40。

明中叶以降商品流通扩大，民间贸易活动空前活跃。不但在手工业著名产区如湖州“各直省客商云集，里人贾鬻四方，四时往来不绝”③，濮院镇“机抒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货云集”④；而且形成一些集散全国各地产品的重要集市场地。北方如北直隶河间府“行贾之商，皆贩增、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贩铁者，农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磁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至于居货之贾，大抵河北郡县俱谓之铺户，货物既通，府州县间亦有征之者。其有售粟于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交河、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河间肃宁、阜城、任丘等处，皆陆运，间亦以舟运之”⑤。南方即如江西广信府属偏僻的铅山“其货来自四方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于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布坊生布、漆布、大刷竞、小刷竞、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花、棉带褐子花、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五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绸、衢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①。其间棉花、生丝、棉布、绸缎、纸张、烟草、蔗糖、染料、油料、木材、锡、铁、铜、铁器、铜器、农具、磁器，漆器以及其它手工艺品都成为重要商品。不但有生活资料，生产原料及生产工具也占有相当大比例。而且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集中产地对粮食的需求和依赖，还促进了部分粮食的商品化。如福建产糖区，“居民磨（甘蔗）以煮糖，泛海售商，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田者，故稻利益乏，皆仰给于浙直小贩”②。盛产棉布的松江、嘉定一带，“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③。

广泛使用白银与商业资本活跃 随着商品流通的兴盛，明中后期广泛使用白银，促进了货币经济发展。明初曾实行纸钞，一度禁止民间金银交易，英宗时放松银禁，嘉靖后成为国家货币的主要成分，大数用银，小数用铜钱，实行银钱两本位制。推行一条鞭法后，政府征收的赋税中货币比重加大，田税、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包括徭役，大部分用银折纳，官吏薪俸、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更重要的是，市场上的商品也普遍用银计价交易，万历年间“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④，福建地区甚至“虽穷乡亦有银秤”⑤，贵金属已成为通行的十足的货币。因白银广泛流通，供不应求，嘉靖、万历年

③ 乾隆《湖州府志》。

④ 《濮镇纪闻》。

⑤ 嘉靖《河间府志·风俗》。

① 《铅书·食货》。

② 王世懋：《闽部疏》。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

④ 孙承译：《春明梦余录·钱法议》。

⑤ 《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

问通过海外贸易流入大量白银，沿海漳州、泉州一带已通行进口的西班牙银元。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用银计算劳动力价格，计时或计件支付佣金。据《农政全书》记载，湖州养蚕 20 筐，佣金银 1 两；缫丝，每日佣金银 4 分。在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还出现了零星的不完全的货币地租，湖北汉川县就有万历年间农民向地主交纳白银、实物各半的记载。至清前期此类情况已经比较普遍。货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提供方便，刺激、推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①。同时，白银也成为商人、官僚、地主积累财富的手段，便利于资本集中。明中后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商人数量大大增多，他们拥有庞大资本，合伙经商，在各地设立会馆，组成商帮，往往形成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万历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②。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③。徽商、晋商之外，影响较大的尚有江右（江西）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河北武安商等，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如“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④，不再经营土地。他们主要从事贩卖，或贱买贵卖，或长途贩运，大规模批发。有的还兼营高利贷、典当或开设钱铺、兑店及牙行经纪等金融机构，并形成会票制度。有的甚至操纵金融，囤钱取利。也有个别商业资本投入手工业部门，加工谋利。如有的江西商人“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上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①。有的徽商雇佣劳力从事铁冶开采，如处士朱云治“从兄贾闽，盖课铁冶中山，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②。另有闽商“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③，在湖州买丝，至芜湖染色，然后运到福州织造。还有一些江南富商大贾“贸丝织缯绔，通贩贸易”④，购来原料，直接加工成商品，再行贩卖。虽然从总体看，这种情况还较为零星罕见，但却萌发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趋向。

工商型城镇的兴盛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导致工商业城镇兴盛。明中后期的城镇，有一类如北京、南京以及诸王封地开封、武昌、潞安等主要因政治、军事因素形成，此刻因工商业兴盛而格外繁华。如北京“天下财货聚于京师”，“四方之人成鳞集焉”⑤。另外在运河沿线、东南沿海，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又陆续兴起一批工商业城镇。这些城镇大多是因为拥有特种手工专业以及商业往来频繁而兴盛，成为某种手工产品和原料的集散地，并因此聚集众多牙行、商贾和行会。如盛泽镇“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 7。

② ④谢肇淛《五杂俎》卷 4。

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 3。

① 康熙《饶州府志·舆地志》。

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 43。

③ 王世懋：《闽部疏》。

④ 《陆尚宝遗文·友松钥翁墓志铭》。

⑤ 张瀚：《松窗梦语》卷 4。

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⑥。嘉善的千家窑镇则“民多业陶，瓷植繁兴，贸迁日伙”⑦。仅江南苏、松、杭、嘉、湖 5 府地区，以工商业著

称的镇市即达 30 多个。而且这批市镇大多于明中后期以降新建或扩充兴盛。

盛泽镇明初仅为 50 户～60 户人家的小村，因丝绸业而发展，成化中至 300

家～400 家，万历后成为烟火万家拥有 5 万人口的大镇。吴江县弘治前属有 3

市 4 镇，嘉靖时上升为 7 市 4 镇，万历后发展至 10 市 7 镇。湖北汉川县治之北的刘家隔“其姓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年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齿日繁，贸迁益众，率成巨镇。四方商贾辐凑，烟火连井，舟楫连津，徙附之民，视昔加众，气象巨丽，顾逾于县”①。迅速增加的人口，主要为外来的商贾、手工业者和定居从业的流民。清康乾时期不仅恢复了明后期许多城市的繁华盛况，而且又形成一大批中小城镇。无锡、芜湖、景德镇、郴州、济宁、宣化、厦门等工商业城市颇具规模，远较明代发达。尤其西北各地如库伦、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西宁、打箭炉、伊犁、哈密、阿克苏、叶尔羌等商业城镇，纷纷在清前期兴起，或主要在清前期得到重大发展。乾隆年间，松江府嘉定县已从明代的 7 镇发展至 19 镇，而上海县则从明代

18 个市镇增至 35 个市镇。大批中小商业城镇的兴起，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兴盛的重要标志，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更广阔的场所，推动商品经济更加繁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