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便定下了“僵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①的方针，又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贯彻执行。唐大宗对用人问题，十分留意。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②。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③。所以，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力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 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④。正因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为有识才能之士，这些人，有的是旧部下，有的是旧日敌人，也有新出现的才智之士，或疏远之人。如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嫌旧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 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又如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见到他为将军常何写的奏事，认为很有才能，立即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以后官至中书令。唐太宗就是这样，随时留心、发现和任用贤才。

唐太宗认为，对有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①，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使用。唐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当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之上时，唐大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②唐大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③，周马“孤贫”④，戴胄出身“门下录事”⑤。唐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了突厥等族的将领，如那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在他身边困聚了当时的众多才能之士，正是在这些才能之士的协助下，唐太宗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唐太宗虽然基本上做到了知人善任，但也有不妥之时，不过，他能及时纠正，这在封建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唐太宗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后来听房玄龄说“李纬大好髭鬚”⑥，便知自己任错了，随后便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是封建帝玉都知道的，但是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

① 《资治通鉴》卷 193。

② 《贞观政要·择官》。

③ 《贞观政要·政体》。

④ 《资治通鉴》卷 194。

① ②⑥《贞观政要·择官》。

③ 《旧唐朽·张亮传》。

④ 《旧唐书·马周传》。

⑤ 《旧唐书·戴胄传》。

帝王科用手中权力搞“任人唯亲”是常有的事，唐太宗注意“任人唯贤”， 也有其局限性，不过，即使这样，亦应看到它给贞观政治带来了清醒的风气。